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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1-06-25 13:40:44
作者: 王中江  

  “易”《鲁论》作“亦”,是晚出,《古论》作“易”,不应用晚出的否定之前的。特别是,如果作“亦”,那就是说孔子要到“五十岁”才去学习。按照孔子的自述,他十五岁就有志于学了,而且一直是“学而不倦,诲人不倦”、“博学于文”。孔子是一位学无止境的人,岂有到五十岁才去学习的道理。单凭这一条,“易”就不可能是“亦”(除非“亦”意同“易”),不能以此否认孔子晚年“喜《易》”的事实。(14) 《论语·述而》的“加”,《史记·孔子世家》作“假”(《风俗通义·穷通》同)。注疏以“加”为增加,说“加我数年”,即“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此解颇为费解,为什么孔子四十七时要求增加几岁到五十时去学《易》。“假”意为“借”,“假我数年”即再给我几年,使我五十岁时就能学《易》,意思是孔子觉得学《易》开始得晚了,这当是孔子快到六十岁时所说的话。作“假”于义为长,同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一致。

  总之,早期儒家教育和学习的“六种”文本,主要是由孔子编定并达到大致统一的。孔子作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一位创办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他教授弟子们学习和阅读的主要书籍就是这“六种”文本。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带领他的弟子们学习这些文本的情景。

  

  二、“六种”文本的经典化和权威化

  

  孔子对“六种”文本的大体编定和统一,为其经典化和权威化奠定了基础。没有文本的大致统一,既不便于教学和学习,也不便于理解和诠释。正是在“六种”文本大体定型和统一的条件下,儒家通过学习、阅读和运用它们,开始为其赋予“经”的性质,并在“引经据典”和信奉之中使之权威化。(15) 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取决于它的原创性和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我们无法期望一个没有原创性的文本会成为经典。经典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在时间之流中不断考验和选择经典。从这种意义上说,文本的“经典化”是文本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经过考验和选择之后,人类相信一些文本是经典并不断地接受它们。早期儒家以“六种”文本为经典和权威,既是基于“六种”文本的内在原创性,也是因为他们对之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和信仰。

  “经典”意义上的“经”这一术语,在战国时代已经通用。这个概念经历了从原指纺织的“经线”之“经”引申为指称事物“根本”、“常道”的过程,也经历了从“书”到“册”和“典”的过程。《尚书·周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说明殷时已有了“典”和“册”的概念。据研究,商王武丁时的甲骨文就有“册”字,“典”字的出现也不会晚。(16) 简牍作为书写的材料起源应该很早。“书”的本义是记载,书写和编连之后就成为册和典。照《说文》的解释,“典”是“大册”,指“五帝之书”,“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典”在形制上大于一般的册。《尚书·五子之歌》说的“有典有册”,明确把“典”和“册”加以区分。“典”是特殊的重要的简册,主要记载帝王之言行和国之大事,而册则是一般的书籍。《说文》释“册”为“符命”,应是引申义。《论衡·量知篇》说:“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大者”之“大”,主要是指竹简的尺寸长,即“二尺四寸”。《论衡·宣汉篇》也说:“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17)

  《书》有“典”、“谟”、“训”、“诰”、“誓”、“命”之分,其“典”指“常”(《尔雅·释诂上》云:“典,常也。”)《书·五子之歌》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其中的“典”字,有“法则”和“常道”的意思。对《诗·周颂·维新》说的“文王之典”的“典“,虞注为“法”。“法”义近“常”。“典”的这种“常”、“法”性质与“典”作为大书的“典籍”之“典”,互相呼应。照孔安国“序”的解释,有关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记载,称之为“五典”。类似意义的“典”,也延伸到指称其他帝王的记载中。《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有晋国籍谈作为副使访问成周时周景王对他的评论:“‘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籍谈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叔向说:“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这里的“典”,即是指“典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典以志经”的说法。但这里的“经”,还不是后来“经籍”的意思,而是指典籍所载的先王的“纲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的“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孟子》中说的“宗庙典籍”,其“典籍”与“典”一样,意指珍贵性、权威性的书籍。

  “经典”意义上的“经”,是继“经典”意义上的“典”之后而出现的。在东周时代,人们已经用“经”来表示贵重之书。战国时期,百家子学为了推重自家学说,将自家的重要创作也称之为“经”。如,《墨子》中有同“说”相对的“经”。类似的例子,《韩非子》中有,帛书《五行》篇中也有。在传世儒家文献中,《礼记》的《经解》篇,也许最早以《诗》、《书》、《乐》、《易》、《礼》、《春秋》等六种文本为“经”。《学记》篇谈论教育和学习的阶段,有“一年视离经辨志”的说法,其“经”即“经典”,“离经”是句读经典。根据这两处的记载,儒家在东周时代已将“六种”文本视之为“经”。在《庄子·天运》中,我们看到了“六经”之名,这是迄今所知使用“六经”之名最早的例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如果儒家不推重这“六种”文本,如果儒家不称它们为“经”,《庄子·天运》的作者就不会有如此概括。《荀子》一书没有“六经”之名,但他明确把儒家推重的“五种”文本称之为“经”。《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杨惊注说,“经”,“谓《诗》、《书》”。根据荀子这段话后面又具体相提并论地谈论了《书》、《诗》、《春秋》、《礼》和《乐》这“五种”文本,我们可以肯定,他所说的“经”不只是《诗》和《书》,也包括了《春秋》、《礼》和《乐》。(18)

  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不断地诠释经典;中国古代哲学家建立学说和立论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是“引经据典”。不管他们的思想多么具有创新性,也不管他们的立论多么具有挑战性,他们往往都将之看作是经典的固有真理。这正是早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表现之一。早期儒家之书称引、引用“六种”文本的方式,既普遍又广泛,特别是引用《诗》、《书》非常频繁,形成了引用的固定格式——“《诗》云”和“《书》曰”。这足以说明这两种经典在当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陈梦家详细列出了《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9部典籍对《书》的援引,计168条。其中,《孟子》引用有17条,《荀子》引用有15条左右。(19) 与引《书》相比,东周子书引用《诗》的次数就更多了。《左传》称引《诗》有180多次,《孟子》称引《诗》有30多次,《荀子》称引《诗》有80多次。新出土郭店简《缁文》(是《礼记》中《缁衣》的同名作品)这一篇,其中引《书》(用《书》中的篇名称引)有10余次,引《诗》有20多次,其中19次以“《诗》云”的方式引用。

  早期儒家“引用”经典,主要目的是为其立说、立论提供有说服力的根据。只要是在接受的意义上称引文本,就是承认其优越性和真理性。而作为一种论证方式不断称引经典,又会加强其经典的权威性。近代启蒙主义者否定权威,认为权威是盲从和迷信的结果。但只要是真正的权威,对它的接受就不是非理性的。真正的权威具有内在的根据,它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伽达默尔指出:“权威依赖于承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权威的这种正确被理解的意义与盲目的服从命令毫无关联。”(20) 早期儒家称引经典,是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他们承认经典的原创性和智慧,因而加以接受和引用。

  

  三、理解和诠释:经典整体意义的化约

  

  在诠释学中有所谓“诠释循环”的说法,按照这个说法,文本的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整体的理解才有可能。(21) 所谓整体指的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一部作品,而部分则是构成整体的各个方面。早期儒家经典诠释学,没有提出诠释循环问题,但它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行为确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经典的各个侧面和局部,对经典的“部分”内容和意义进行诠释;一是立足于经典的全局对经典的整体意义进行化约和概括。这里我们只讨论后一方面。

  早期儒家经典诠释学,整体化约每一部经典的意义,作为一个过程首先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礼》、《乐》性质的整体概括。《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用“兴”(激发志向)、“立”(规范行为)和“成”(调和性情)三者分别概括《诗》、《礼》、《乐》的整体功能和作用。(22) 比较起来,孔子更关注《诗》的整体意义和作用,《论语·为政》记载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这句话中,我们不仅能看出孔子对《诗》主旨的解读(“无邪”即“归正”),也能看出他确实是从整体上解读《诗》的(“一言以蔽之”)。从《左传》、子书广泛引《诗》来看,学《诗》、用《诗》是东周时代文化人的基本修养,也是人们言谈、相互沟通的一个方式。《论语·阳货》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是孔子对《诗》的功能和作用的更全面的一个说明。在孔子看来,学习《诗》,只是会背诵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关键是要理解和会运用。《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心目中高明的外交官,是文雅、善于言谈和最能让人心悦诚服的人,引《诗》就是他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式之一,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道理。

  孔子虽然认为《诗》能够使人“兴”(激发人),但传世文献看不到孔子以“志”论《诗》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是以“言”说“志”。《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的“诗”,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诗,这是最早认为“诗”是为了抒发人的“志愿”。上博简《孔子诗论》记载:“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23)“《诗》亡离志”,这是孔子以“志”论《诗》的证明。整理者隶定的“离”字,李学勤和裘锡圭倾向于隶定为“隐”。(24) “诗亡隐志”的“隐志”,是人对自己的志愿、志向含而不露。“《诗》亡隐志”,强调《诗》“不遮掩”和“隐藏”自己的志愿和怀抱,反过来说,《诗》是为了充分抒发和展现人们的志向和怀抱。把《诗》与“志”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在先秦古文献中多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诗》以言志”、郭店竹简《语丛》(一)所说的“《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礼记·乐记》所说的“《诗》言其志”、《庄子·天下》所说的“《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所说的“《诗》言是,其志也”等等,都是以“志”论《诗》,认为《诗》整体上是抒发人的“志向”和“怀抱”。孔子说“《诗》亡隐志”,开以“志”论《诗》之先河。按照《史记·滑稽列传》的记载,孔子已率先概括过各经的整体意旨:“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诗》、《书》、《礼》、《乐》每一部经典意义的概括:“《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按照《礼记·经解》的记载,孔子不仅对每一部经典的意义和教化作用都有整体的概括,而且还指出了教化过程中局限于每部经典容易造成的偏差及其克服偏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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