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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

更新时间:2011-06-20 12:27:56
作者: 刘复生  

  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对妄图“不劳而获”的“暴民”进行了又一轮“国民性批判”。这篇小说可谓新时代的“问题小说”,其主旨是明白的:呼吁人们清除心中的“国民性的劣根”,保护那些“先富起来的”以村长为代表的人们,为社会进步营造合谐的环境。关仁山的《太极地》也讲述了一个“资本”冲击乡土的故事:紧傍海湾太极地的小村子,与日商合资办了一个矿物泥厂,矿物泥厂前途广阔,但乡、村干部由于引外资心切以三七的股份签了合同。看着日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走了大量金钱,村民们旧恨加新怨,再加上外商管理人员“打人”事件,群起攻之,要撕毁合同,赶走“日本鬼子”。在这里,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中资本的力量与它并不美好的实质:它只管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不惜破坏当地资源、生态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利润正是建立在对当地的破坏上。(关仁山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福镇》也写到了类似的情节:潘老五的厂子倾倒的“进口洋垃圾”污染了六百亩稻田,毁灭了农民的希望,使福镇变成了“灾镇”。)但是,在《太极地》中,关仁山呈现这些事实却是要表达一种对资本的迷恋,他的笔墨重心放在对农民性格的反思上,从而与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的遗产有了某种承接关系。我们的作家充满了焦虑: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短视与盲目,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呢?另外,小说还巧妙地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进行了置换,将内部的不平等与压迫改写为一个“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话题,从而掩藏了真实的历史关系。《黄昏放牛》中,外出打工的两兄弟的悲惨遭遇也戏剧性地以“见义勇为”的壮举获得政府的褒奖,他们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一称号以巨大的反讽彰显了绝对的距离和城市对一死一伤的两兄弟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但可惜,这种反讽只是文本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作家的主观态度。《九月还乡》对九月与孙艳在城里沦落风尘的处理也是令人惊异的,小说虽然写到了她们在城里打工谋生的艰辛与卖身的无奈,却将她们的态度写得轻松自在,也就是说,她们认可了这个时代市场的逻辑,能卖,赚钱,有什么好抱怨的?最后她们是带着十几万的存折衣锦还乡,于是,当初织布机旁的非人的劳苦、城里人的白眼、厂长的奸污都仿佛不曾存在过。

  不过,这些小说毕竟呈现了无法被彻底软化的事实。而且,如果细读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作家在表述主流意识形态时也在同时对它加以质疑,二者是同一个过程,这是一种奇妙的写作的辩证法。意识形态是套叙事,也是一套叙事的惯例,它包含着一系列的叙事策略与成规,符合了前者才可能被认可为合法的,而只有同时符合了后者才能被认为是好的,对于小说来说,有诸多“好”的标准,比如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真实的”等等。对于作家来说,要使作品获得文学体制(意识形态机器)的认可,首先要符合这套成规和惯例。而且,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同时还存在许多表达上的禁忌。这种写作状况使得某些作家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内部来质疑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质疑意识形态。这使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具有了某种革命性或反抗性,但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反抗性的限度。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是一个幻像,人们与它虚与委蛇,借它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利益⑷。这些作家(一部分,在某些时候)也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调情。

  于是,我们不难在小说中看到强烈的义愤与激烈的情绪,它们构成了作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真实的血肉与肌质,有的小说干脆在这层框架之下另行构筑一个潜在的新框架。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又隐约浮现,并构成对乡村现实的批判的资源。

  刘醒龙的《村支书》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紧张。这是一篇意义含混的小说,它通篇在肌质上带有极鲜明的批判色彩,只是最后通过那个明显突兀、不合理的结局勉强地将作品的主题与内容又拉上了“主旋律”的方向上来。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刘醒龙的写作重心几乎完全放在了对乡土现状的质疑、忧虑与不满上,小说其实以一种颇为有趣的方式重复了一个一心为公的支书与“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的村长之间的故事。它让人回想起“十七年”及“文革”期间的小说的情节模式。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复这个故事,却颇具反讽意味,也容纳了更多的历史内容。村支书方建国总是担心要有大雨和大水,而村里的水利设施已年久失修,但是现在村里是各人顾各人,村长忙着做生意,个人致富,村民们也对集体水利热情不高,在村委会上(三个支委都跑生意去了,勉强凑够法定人数),方建国要大家对集资修坝发表意见,村长居然带头反对,同时也将他与村支书方建国的矛盾公开化。在方建国为水利资金一趟趟到县里要钱的过程中,他见识了各个政府衙门的官僚作风,好不容易通过偶然遇到的老相识张部长争取来的专项资金又被村长通过“关系”挪用。最后,村支书方建国只能在大水突发时以身躯力堵狂澜,殉身水底。

  小说对这个时代村民只顾自己,不顾集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时代病极其无奈,作为集体主义时代遗产的大坝的维护都已经不可能,更不要说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了。每家每户,甚至每个个人都只有自己的利益。这是这个时代逻辑的必然结果。

  《黄昏放牛》中的胡长升是一位老“劳模”,这一称号曾给他带来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而今却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以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与标准对新时代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的声音是软弱的,却也是有力的,他的恋人秀梅(也是女劳模,当年水利工地上的铁娘子,二人年轻时即相爱在水利大会战的工地上)之间苦涩凄凉的爱情,以及秀梅贫病交加中的死充满了浓烈的悲剧气息,当胡长升拿着卖粮得来的白条子(这曾是他为秀梅治病的指望)来到气息奄奄的秀梅床前时,这位勤劳善良、劳作一生的女劳模嘱咐将自己的口粮交给村里还她的欠债。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代的乡村真的是“天道酬勤”吗?“秀梅下葬时,穿着胡长升给她的衣服和皮鞋,荷包里装着当年胡长升送给她的那条印着‘奖’字的毛巾”这仅仅是一种对个人感情的纪念吗?谈歌的《天下荒年》写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故事,也具有类似的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他不无偏激地将那个时代的道德、人格理想绝对化来对当下进行反思,以另一套思想资源对时代的逻辑提出了质询。

  

  注释:

  ⑴本文中的“新现实主义”基本上沿用了199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的概念,即以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一批以反映城乡政治、经济领域变革的作品,根据通常的理解,其代表作家为刘醒龙、“三驾马车”即谈歌、何申和关仁山等人。

  ⑵其实,将“坏人”处理成性欲旺盛的人是“十七年小说”的惯用手法,李杨对此有精彩的分析,见《抗争宿命之路》第四章的有关论述。从这里不难看出“新现实主义”作家与旧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

  ⑶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研究会 编辑出版部 1983年第5期。

  ⑷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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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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