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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社会进步与激进主义

更新时间:2011-06-16 16:57:00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而他们并不是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中国现在的病是体制的病,是文化的病,是民族的病。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只有在美国社会里才会产生,这些思想,老一点儿的知识分子都知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早已说得很明白了。

  三十年来,随着历史前进,执政党客观上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第一,如今的执政党其实就是缩小了的社会(郑永年语),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先锋队,这种性质上的改变意义深远;第二,由于到龄退休和任职年限的制度,执政者实际上是个流动的团队、变化着的人群;第三,由于公务员招考制度和干部提拔考试制度,执政人员不断更新,整体上知识分子在增多,开放度、开明度都在增加;第四,互联网和传媒的发展实际上使这个团队的工作处于更加公开状态,人民监督方便了很多;第五,中共的学习制度和学习传统,促使思想、观念上的更新;第六,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无论多高的官员和多大的权势,第三代都人口很少,无法形成传世的名门望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方面限制了财富的聚敛,另一方面,限制了巨大宗法势力的形成。

  二是要告别权本位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出专制主义?我们的国家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任,民族要负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使之然也,大众使之然也。去年,我参加了一次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某大型民营企业赞助,会上给了那个企业一个发言机会,那位下属公然无耻、肉麻地吹捧企业的一把手,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全场欣然接受。当今中国,当面吹捧领导蔚然成风,几乎所有领导的讲话都是“重要讲话”,一套一套的恭维话,媒体照本宣科地报道,大众习以为常,世所罕见。权本位主义文化是激进主义的气候和土壤。激进主义者大都是权本位主义者,他们以为改变了统治者就改变了一切,以为自己有了权就能改变一切。中国的官场,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激进主义者抬起来、炒起来的。当下很多“革命的”或“民主的”激进主义的鼓吹者,其实都是专制主义的后备军,一旦他们掌了权会跟原来的人一样,换汤不换药。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观念似乎有点儿倒退,在家庭、在班组、在居委会、在村镇、在县区、在市州、在省、市,几乎所有的一把手都有家长意识,人人都有意无意地追逐权力,人人都有意无意地滥用权力。改革开放初期,官员纷纷下海已经成为过去式,全民创业潮退去了,然而人们对权力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减退,反而更加顶礼膜拜,钱本位敌不过权本位,这似乎也证明了政治左转、经济右转后遗症很大。经济的增长不能代替启蒙,人不会因为富裕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文明,要改变执政者必须同时改变社会,改变文明,改变人。

  中国处在艰难的转型期。没有新型文明的诞生,就不可能走出激进主义的怪圈,也绝没有所谓中国的崛起。文明转型最重要的是价值转型,要从权本位转到人本位,既不是以官员为本位,也不是以资本本位,还不是以精英为本位,而是以人为本位,让人民主体地位建立起来。人本、妥协、多元、宽容、竞争、渐进、共赢,尊重不同意见、保护合法少数是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并不是轻易可以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这些确实需要启蒙,需要时间,需要砥砺,需要反复。统治者的重要性、政权的重要性、政治资源的重要性正在改变,大量的资源从体制内逸出,政治权威正在变成社会权威、人民权威、人本权威,社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普通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后精英时代,其实统治者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政权的功能在转型,政治的作用在降低,政党的力量已渐式微,官场讨好民众的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三是要克服简单的思维方式和急躁的情绪。受到激进主义长期熏陶,人们思维方式难免偏颇。一是简单思维,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小事大事,只定性不定量,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二是说话过头,言过其实、以偏概全,上纲上线;三是情绪化,口不择言,动不动就义愤填膺;四是得理不饶人,没理也不饶人,当真理专业户;五是丑化对手、矮化对手,讨论不平等、不公正;六是对现实要求过急过高,忘记了现实出发点;七是脱离历史环境去苛求历史人物,评价不中肯,轻易否定历史、否定历史人物;八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顾现实、超越时空;九是热衷民粹主义,脱离实际为民请命,只发议论不担责任。激进主义思维方法违背科学与民主的原则,是农耕思维和革命思维的延续,是典型的“文革”遗风。如何对待历史、现实、未来,不仅需要具体时空的思考、辩证换位的思考,而且需要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的思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民主启蒙、文化改造、社会进步才是远离激进主义的正道。

  四是知识分子要有理性的担当。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担当,对于告别激进主义至关重要。现在的官员和商界精英都读过大学,更不用说学者,如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治国。老百姓可以骂娘,知识分子不仅自己要理性,还要纠正过激言行,促进妥协与团结,避免分裂与对立,特别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年轻人要负责任,斗了几千年的了,再斗也没有出路,退一步会海阔天空。保持对当局的批判我是赞成的,这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利和责任,而且也是政权制衡所必需的,但这种批判应该是科学的、理性的、平和的,寻求共识的、谋求进步的;这种批判应该是各尽所能地,各展所长的,专业的、学术的、建设性的,这种批判应该把自己摆进去,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应该反思自己;这种批判应该是宽容的,宽容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当权者,当事者容易迷,当权者容易昏,所谓宽容主要是宽容错误和缺失,优点和成绩用不着宽容。宽容并不是放弃责任,也不是没有力量,而是用理性、科学、文明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世界的力量、渐进的力量,监督、制约、制衡、改革体制。即使在过去黑暗暴力的环境下,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季都没有搞激进主义,都是以平和、理性、妥协的方式赢得民众,赢得胜利和团结。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我们不同,我们要学习,我比较相信基督教的妥协精神和中国的忠恕之道,让人道、宽厚、善良、忠诚重新在中国大地生长起来,中国现在处在和平环境中,有条件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干部的启蒙老师。中央政治局不是常常请专家讲课吗?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子不教,父之过”,官员不教,知识分子之过。我在《杨澜访谈录》里也讲到,官员要对事情后果负责,知识分子要对真理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在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饱饭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应该说真话,哪怕冒犯权贵;知识分子应该理性,应该书呆子气,哪怕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知识分子应是知识的传播者、真理的捍卫者、理性的实践者、文明的建设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应该比官员更高还是更低?可能应该更高些,我说的不是社会地位更高,而是担当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更高,所以,中国历史上圣贤高于英雄,也高于帝王。当然,将来知识普及了,文明程度高了,大家都成了全面发展的人,这副担子就可以放下了。

  渐进主义就是改革和改良。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循序渐进是历史的规律,是历史的经验,应该形成我们最大的民族共识。历史在按自己的步伐前进,历史主体是人民大众,本体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为了满足这些生活的生产活动,这才是决定性因素。历史是人民的,文明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大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来源:《书屋》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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