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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更新时间:2011-06-15 13:23:05
作者: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从国际的、省际的分析以及动态的视角来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宏观调控。文章首先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进行国际比较,突出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接下来,通过省际分析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最后是对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展望,指出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可概括为:1)把握宏观调控的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2)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3)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4)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结构性宏观调控

  *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刘霞辉、张晓晶;本报告执笔人为张晓晶、李成、常欣、张平。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批准文号07&ZD004,首席专家张晓晶)的资助。特别感谢汤铎铎对本文的贡献。参加课题组讨论的有裴长洪、刘树成、王诚、张连成、汪红驹、赵志君、常欣、田新民、袁富华、仲继垠、张磊、王宏淼、林跃勤、黄志钢、陈昌兵、吴延兵、张自然、马岩、郭路。文责自负。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79年至2009年年均增长9.88%;与此同时,经济波动趋于平稳,从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来看,1980年到1989年为3.46%,1990到1999年降为3.22%,2000到2009年进一步降为1.83%。经济波动的趋缓,既有全球化因素,国内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变动的因素,自然也离不开宏观调控的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转轨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宏观调控一直是双轨并行,总是少不了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在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

  如果说这是“成长中的烦恼”的话,那么,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这种双轨而进入新的轨道呢?

  结合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看到:这既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经济理论的危机。主流经济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主流宏观经济思想受到质疑,主流学界开始进行反思。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反思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实践有一个“交集”,一些我们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控方式,在主流学者看来,忽然有了一种合理性与可借鉴价值,主流宏观调控的新思维正期待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经验中汲取营养。

  不过,我们自己倒是应该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优势”,或许恰恰是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为主流所青睐的所谓明智选择,也许不过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无奈之举。因此,如何从国际的和动态的视角来总结中国宏观管理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如何提高后危机时代的宏观调控水平,将是本文的主旨。

  

  一、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的国际比较

  

  为了把握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我们先从国际比较人手。即通过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方面的比较,加深理解中国宏观调控到底有哪些显著的特征。我们依据跨国数据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进行经验比较,找出异同点。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方面的诸多差异。尽管分析中并没有直接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中国是包含在分析所采用的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的,而且,这些实证的结论也与中国的现实基本相符。因此,以下的小结,也可以看作是从经验角度进一步突出了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有显著不同。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市场机制,产业格局、城市化以及人口等结构因素也趋于成熟和稳定的阶段。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扩张接近稳态增长路径,而其周期波动主要是相对于这一路径的短期偏离,幅度较小。与此不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深刻的结构变迁与制度转型。加之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明显弱于发达国家。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要远高于发达国家。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化政策有较大差异。

  正如主流经济学所预见的,凯恩斯风格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私人金融部门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确扮演着宏观经济稳定器的角色。然而,以上因素在缺乏制度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中作用尚不明确。这一点在财政政策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事实上,有许多文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采取顺周期的财政政策,从而成为波动之源。此外,针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结果显示,尽管金融部门的适度发展有抵减经济波动的作用,但如果超出某种限度,则会提高宏观风险,加剧波动,本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特点不同,所以采取的宏观稳定政策也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到这一曾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本质差异,注重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基础和结构因素的综合考量。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正如前面实证分析所得出的判断,关于宏观调控或所谓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policy),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就有很多分歧。产生分歧的主要理由是:发达国家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同质化程度较高且处在相对均衡的增长路径七,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市场还不发达,结构急剧变动,异质性很强以及非均衡的增长,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有很大不同。相应的,宏观调控思想与政策实践模式也有明显差异。

  不过,以强调结构、不均衡以及异质性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思想,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似乎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所谓结构发展经济学的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经济学领域的新古典主义的流行,再加上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东欧剧变等等,强调经济的趋同以及单一宏观经济学的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而华盛顿共识则将这一思潮推向了顶峰,新古典宏观替代了结构主义宏观,成了唯一的经济学主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的国情或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则被视为是暂时的、权宜的,而且往往是扭曲的、迫不得已的;总之是偏离了最优状态,是需要纠正和改变的。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让主流经济学的过度自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张晓晶,2010),经济学界开始出现全面的反思。这些反思使得发展中国家宏观管理的经验逐步进入主流的视野。

  特别是,后危机时代,发展中经济体所呈现的活力,使得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刮目相看”。于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验开始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总量性扩张与结构性收缩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大特色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中国宏观管理经验何以为主流学界所推崇。实际上,危机使主流经济学意识到,单纯关注总量的宏观调控(从字面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就是指总量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特别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结构性调控措施。而关注结构恰恰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不谋而合。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共经历了七次宏观调控。有五次是以治理经济过热为主要内容的紧缩型调控。这表明:一方面,由总量扩张所造成的经济过热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这是和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几年上一个台阶的GDP 赶超有较大关系,而背后则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银行机构,乃至宏观调控当局的内在扩张冲动。另一方面,鉴于过热是常态,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收缩。并且,考虑到不同区域产业等的结构性特征很明显,收缩就不是一刀切,而是有针对性,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从而呈现结构性调控(或收缩)的特|点。总体而言,总量扩张与结构收缩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

  尽管在扩张期中,中国调控当局也是强调结构的,但由于扩张过程中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扩张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从而造成落后产能、两高一资等行业都有了喘息之机,而这时候相应的监管也会缺位或放松,最终导致总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忽视结构问题甚至导致结构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不过,值得注意的主要是结构性调控,因此,对于总量扩张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和风险将留在第三部分讨论。

  就中国而言,结构性问题成堆。比如:(1)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2)城乡二元结构;(3)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4)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贫富差距问题);(5)体制结构(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6)增长动力结构(内外需不平衡、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等等。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并且处于结构剧变的过程中,因此,结构性调控非常有必要。首先,结构剧变意味着宏观调控基础的变化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总量调控的失效;其次,快速结构变动引起要素回报的变化以及要素的流动,在价格信号不准确、不完善的情况下,易于导致结构性失衡,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必不可少;第三,结构剧变与结构失衡,使得很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稳定问题,而是涉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协调,结构调整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关键。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归结起来,一个是体制结构,一个是广义的经济结构。

  体制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一方面,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坚持市场化导向,强调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但另—方面,传统的计划行政手段不断退却,但是从来都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以某种形式最终融入宏观调控,最终形成了计划、财政和金融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市场化调控与行政性调控的结合,恰恰形成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特之处。广义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显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政策、规制政策(如节能减排)、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非常规”工具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发展中国家强调结构问题相对的是,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强调的是总量调控。但此次危机以后,人们发现,即使发达经济体,仅仅总量调控也是不够的。

  比如在所谓大稳定时期,无论是通胀还是产出缺口都非常平稳,但一些结构问题却很突出:如消费率过高、住房投资的杠杆率过高以及经常账户赤字过高等等;此外,收入分配结构也存在很大问题。主流经济学认为。正是由于宏观政策只关注总量而忽视了结构问题,才导致了危机的产生。

  (二)中国的结构性调控:省际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中国结构性调控的特点,我们利用省际数据,对中国29个省(或省级行政区划)的GDP 增长波动进行了回归分析。其思路与上文对国际经验的考察大致相近,特别是被解释变量仍为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

  通过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发现中国结构性宏观调控的特点。

  其一,在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这意味着,由于金融部门的不发展,政策传导不畅,会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其二,生产结构过于集中于某些产业,会加剧波动。中国二产占比较高,而三产发展滞后,也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其三,由于财政规模和波动没有关联,可以推测,行政性调控起了较大作用,而国有经济部门缩小有利于经济的平稳也印证了这一推测。以上三条都表明,结构问题(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是影响中国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结构性调控(如发展金融、三产蹦及非国有经济)都有助于减缓波动,这也是中国结构性调控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因。

  (三)值得主流借鉴的中国结构性调控政策

  广义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结构特点而进行的调控方式,都可以称之为结构性调控。因此,下面提到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结构性调控的色彩。

  1.中间汇率与资本管制

  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似乎变成自由浮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实际上,强调完全自由浮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Frankel,2009)。

  关于汇率,主流的观点是:要么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如货币局制度,欧元、美元货币联盟;要么就是完全的自由浮动(这被称作是角点汇率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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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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