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更新时间:2011-06-15 13:23:05
作者: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特别是从欧洲汇率机制到亚洲金融危机,似乎表明这一判断是对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经验,让人们有了新的思考。willi.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度同样可能允许危机形成。IMF 于是不再推崇角点假说了。从现实的操作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中间地带而非角点。

  中间汇率为什么被认为行不通呢?这主要来自于克鲁格曼所谓的三难问题,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理论上,这三难中可以有所选择,有所放弃,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三难中,可以不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局制度),也可以不要汇率稳定(自由浮动),但不能不要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三难中间,只有资本自由流动是要坚决捍卫的。这实际上是为推动金融全球化所做的重要的理论上的铺垫。因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或汇率稳定,似乎只是关涉本国的利益,而资本自由流动却关乎世界的发展。或许这才是最深层的理由。

  不过,资本的自由流动真的就是那么好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别是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金融全球化可能走过头,资本流动需要控制了。于是,曾经备受批判的资本管制又受到了青睐。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比如马来西亚、中国等。经验分析表明(0stry et al ,2010):资本控制不但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能够改善流入资本的构成,即更多吸引绿地投资的FDI ,而不是证券组合投资,从而有利于宏观稳定。另外,关于三难问题,亚洲国家也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即一方面是维持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是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仅是危机预警的重要指标,而且也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

  强调中间汇率与资本管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汇率机制将止步不前。事实上,中国仍在不断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增强汇率机制的弹性,只是并不将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当作终极目标。

  2.产业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为国家干预和扭曲的同义词。

  主流经济学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是:虽然产业政策的初衷是弥补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政府失灵。不过,产业政策真的这么糟糕么?或许,有很多是出于发达经济体担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和扭曲性赶超。强调幼稚产业保护的汉密尔顿、李斯特,其实提倡的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在现实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从来就没有过时。Rodrik(2008)认为,成功的经济一直都要靠政府的政策来推动结构性调整。产业政策尽管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被视为异端,但实际卜产业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都在。在中国,产业政策更是非常典型。中国有发改委这样一个独特的宏观调控机构,其产业政策涉及了行业准入、支持创新、节能减排、扶持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等等,无论是新产业的出现还是夕阳产业的退出,以及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都与产业政策分不开。因此,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产业政策最好不是直接的补贴,而是一些制度性的支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3.货币政策

  (1)传统货币政策管总量,监管政策管结构。传统上,货币政策就是管总量的。无论是利率政策,还是现在的定量宽松政策。但实际上,这是不够的。虽然物价水平稳定,但其他方面有问题,如资产泡沫、杠杆率高等,就不能完全依靠总量调控政策来实现。因此,货币政策也还包括监管性的政策。比如,伯南克等人一再强调,低利率未必是次贷危机的祸首,而监管不力才是罪魁祸首。比起传统利率政策,监管政策更有针对性,可以点对点调控,能够更好地解决“结构问题”。比如,银行杠杆率高了,就可以提高资本金比率;居民杠杆率高了,就可以提高首付比率;全社会杠杆率高了,就可以减少信贷投放等。这些方面,中国都有很多的实践。因此,主流学界认为,关于宏观审慎监管,亚洲包括中国的经验都非常值得借鉴。

  (2)货币政策目标问题。全球范围来看,如果说20世tE80年代是狭义货币M1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是汇率盯住制的时代,那么过去10年则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代(Frankel ,2009)。不过,货币政策只关注通货膨胀是有问题的。首先,除了大约lO多个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做到只看CPI而不关注汇率。其次,货币当局只看CPI 不关注资产价格也是大有问题的,本轮危机就是例证。最后,外部冲击(特别是贸易冲击)对一国会产生较大影响,只关注CPI ,无疑会导致国际收支不稳定。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还应关注汇率、资产价格与国际收支等指标。

  4.财政政策

  按照主流理论,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融资(即借钱),一种是利用外部资源(借外债),另一种是向后代借钱(跨期配置);中国一直有综合平衡的思想,这在主流框架中是不合时宜的。但危机的发生,使我们看到平衡财政的好处。坚持这样的财政平衡和财政纪律(欧盟有财政纪律,但不少国家如希腊并不遵守),特别是不乱借钱和不乱花钱,就不会有高额的外部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但这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太难了。因为发达国家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信誉特别是发达的金融体系借到钱,要让他们抵制借钱的诱惑实在困难,或许只有危机能够形成硬约束。

  以上从结构性宏观调控,中间汇率与资本管制,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多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这些原本为主流理论所不容的做法,现在逐步得到认同。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管理经验的意义,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塑或许正在从这里起步。不过,后文的分析还表明,基于中国发展阶段特点的中国式调控,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并且还隐含着诸多问题与风险。因此,进入后危机时代,需要正视中国宏观调控的优势与问题。

  

  三、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前面从国际比较与省际比较对中国宏观调控经验进行了总结。接下来,则是从动态的视角切人,即进入后危机时代,将如何重构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

  后危机时代的最大特点,就全球范围而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都要调整结构,特别是增长动力结构,以适应再平衡的需要和保证增长步人正轨;就中国而言,则有着更为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除了转变发展方式中所强调的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还有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等等。由此,我们认为,结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全球宏观调控的方向,也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主线。此外,考虑到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体制转轨、结构变迁以及对外开放方面的新特点,中国宏观调控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总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可概括如下:(1)把握宏观调控的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2)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3)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4)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一)把握宏观调控的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

  过去30多年中国特色的宏观管理经验体现在结构性调控。而这一点在后危机时代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结构调整将成为全球宏观调控的方向,这也是主流青睐“中国经验”的理由所在。

  1.加快结构调整突破两难困局

  中国宏观调控中一直面临着这样的两难: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速。

  换句话说,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来适应较低的增长率,还是推高经济增长率来迁就不平衡的、扭曲的经济结构。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最终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结构调整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也应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宏观调控不变的主线。

  2.后危机时代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强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法宝。客观地说,这在短期内对于救市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面对缓慢的复苏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已经捉襟见肘了。

  首先,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

  其次,全球需求刺激政策或已走到尽头,再继续下去可能带来滞胀风险。

  3.突出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鉴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特点,结构性失衡问题非常突出,需求管理局限性尤为明显。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推进结构调整(贾康,2008)。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扩大内需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是不够的。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角度,扩大内需也不单纯是需求管理,还要依靠供给管理。政府应降低微观主体对需求扩张政策的严重依赖,积极发挥供给政策的激励,着眼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宏观调控中突出供给管理,就意味着调控当局要更多关注供给面,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这就要求:(1)从供给面看,调结构应从优化投资结构人手。投资结构是抓手,它会带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2)推进价格和财税改革,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结构调整尽管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更重要的是依赖市场机制。这里特别应提到的是要素价格与财税改革,因为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稳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3)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因此,要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这样才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

  (二)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

  此次危机中,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和行政性调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在中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也不要忘了,经济波动的政府主导性特点也非常明显。

  首先,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越来越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围绕加强国有企业控制力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在某些竞争性领域又出现了“再国有化”的趋势。实际上经过危机,中国的国有经济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其次,地方政府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准市场主体”的角色。一方面表现为由地方财政直接出资成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在一些地级市由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资额占本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另一方面,围绕招商引资展开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和其辖区内企业形成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变相税收减免、以政府信誉担保方式利用银行信贷等种种“父爱主义”的方法,影响和引导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间接实现其投资意愿。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除了受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包括考核内容和考核主体)的深刻影响外,财税体制安排在强化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看,现行财税体制在引致地方投资冲动方面的机制主要体现在:(1)间接税比重过高,导致地方上普遍重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投资规模的扩张。(2)不动产收入激励过度,强力推动地方上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3)自主性财政收入不足,引致地方政府对于财政自给的强烈需求。

  第三,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但基本的产权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政府作为其主要出资人,凭借着国家信誉和最后救助者的身份为其提供了某种隐性风险担保。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容易刺激国有银行的贷款冲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都是国家所有,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国内银行也更偏好贷款给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以“准财政”的角色来为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优先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时,银行的风险意识就会弱化,信贷规模也会无节制地扩张。

  第四,宏观调控当局的扩张冲动。一是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作为两个重要的宏观调控主体,这两个部门目前仍然拥有可观的项目审批以及相关资金分配中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形成的部门自身的利益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1412.html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