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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1-06-11 08:54:01
作者: 罗岗  

  和未经这种改造、承续“五四”面貌的“现代白话”;其间,两地各自的文化历程可谓纤毫毕现。

  倘若我们能够将这儿所说的“延安文艺”以及受其影响的“50、60年代文学”纳入到所谓汪曾祺创作“长达三十年的空白”中,或许才能更深地理解他的意义,一位年近花甲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老人之于“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意义!

  

  2010年10月—12月初稿于香港火炭 2011年2月改定于上海

  *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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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解志熙:《出色的起点》,《十月》2008年第1期。

  汪曾祺:《关于〈受戒〉》,《晚翠文谈新编》页350,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页16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6,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6。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7。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7

  参见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8。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105。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晚翠文谈新编》页302。

  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晚翠文谈新编》页336。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102。

  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页35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97。

  汪朗的回忆,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页354。

  汪曾祺:《关于〈受戒〉》,《晚翠文谈新编》页350。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101。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王安忆:《汪老讲故事》,《故事与讲故事》页184-186,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页165。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与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44。

  吕正惠:《人情与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页175-176,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

  汪曾祺:《小说笔谈》,《晚翠文谈新编》页25。

  汪曾祺:《一种小说》,《晚翠文谈新编》页54-55。

  汪曾祺:《自报家门》,《晚翠文谈新编》页272。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与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44。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汪曾祺:《自报家门》,《晚翠文谈新编》页269-270。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晚翠文谈新编》页258。

  参见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43-44。

  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晚翠文谈新编》页8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页16,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页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页525、页34,转引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页28-29。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查找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现最早的中文版本是1950年10月出版的。

  汪曾祺:《“揉面”—谈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10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页6。

  感谢张炼红提醒我注意这点。

  汪曾祺:《谈风格》,《晚翠文谈新编》页71。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幸存者的文学》页105。

  汪曾祺:《谈风格》,《晚翠文谈新编》页67。

  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页163以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此书对于新民歌运动以及新诗发展问题讨论的性质、缘由、前因后果以及发展线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梳理与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44。

  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晚翠文谈新编》页83。

  汪曾祺:《揉面—谈语言》,《晚翠文谈新编》页105。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页59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编委会的名单在《民间文学》上从1955年5月号连续刊登了3期。1957年反右运动后,由于钟敬文和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改由阿英担任主编。

  《〈民间文学〉发刊词》,载《民间文学》创刊号(1955年4月)。

  汪曾祺:《传统文化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晚翠文谈新编》页17。

  参见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在《意象的激流》一文中,李陀曾给汪曾祺画过这样一幅像:“说他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这是有点奇怪,有点不寻常,因为这只头雁是个老头儿,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平日好书,好书,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像一个先锋人物”。《文艺研究》1986年3期。

  李洁非:《空白——悼汪曾祺先生》,《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4期。

  李洁非:《延安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1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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