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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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一曰须言之有物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麑,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瑯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与,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民国六年一月

(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又载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


附录一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旡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俪。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美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岐黄”,即曰“着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附录二寄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弟兹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借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先生,尤所私幸。

(1)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弟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先生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事实者迥异)。短如《公无渡河》,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诗亦皆具此优美。)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力,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而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胡先生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先生虽然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先生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先生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截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先生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诔文,胡先生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先生所云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先生知“灞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先生所谓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2)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师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先生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实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有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借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西汉以前之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尚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先生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弟于胡先生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的赞同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亦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先生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对于用典一层,认为确是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3)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弟每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脑疼痛,即以此故;而自来文人,对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作文,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之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裳、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裤、碗、盆、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4)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愈之《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吾友刘申叔先生即笃信此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刘先生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之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先生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5)胡先生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蓟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骃《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6)前此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诲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诲淫,实是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袴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前此小说之作品,其有价值者乃极少(前此文人,最喜描写男女情爱。然彼等非有写实派文学之眼光,不过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而已,故并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先生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至于戏剧,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其宜耳。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至于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作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举胡先骕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此辈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钱玄同白1917年2月25日

(原载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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