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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观念变动与新革命史研究价值取向

——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更新时间:2011-06-08 11:04:04
作者: 黄文治  

  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10}这样,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11}这样,“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改良’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消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12}不过此时,“反革命”还只是一种随意的道德指责而停留在政治污名阶段,但“北伐”吊民伐罪,攻下武汉之后,就开始模仿苏俄政府《国事罪条例》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而其出台本身而言,“就具有虚实难辨的暧昧性”,因“北伐”加剧了局势的诡谲,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并且激化,所以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表面上是为了审判战败的“南征”顽将陈嘉谟和刘玉春,“实际是想吓阻蒋介石”,“武汉政府既拿它对陈嘉谟和刘玉春审而不判,又拿它对蒋介石判而不审。受审的陈嘉谟和刘玉春最终并未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治,而不曾受审的蒋介石却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致声讨的‘反革命对象’”。{13}而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14}这样,“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前,‘反革命’只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罪名”。{15}即使国共分家之后,两党仍然各

  自沿袭其体例惩办“异己分子”,而“反革命罪”的“自由心证”特性,却也衍生颇多“疾风暴雨的故事”。{16}

  

  (三)国民党与共产党

  

  如果说《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就国共两党组织力进行比较研究还是隐性的,那么《革命与反革命》这方面比较研究就走向了显性。《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第五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这方面的探索表现。

  作者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俄共组织模式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17}表明俄共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党,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党员,组织结构全面而有力。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其实都是俄共这根藤上结出的瓜,但国共两党师俄程度不同。从内部的组织形态上讲,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党”,共产党则不同,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18}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继续这种比较研究,所得结论也有所修正。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七章到第十三章里,作者继续对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演变、大学校园里的党团组织、国军的政工与党务及下层官僚机构进行进一步研究,证明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控制力及组织力都很虚弱。而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内容,应该是王奇生教授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论文《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以1927 ~ 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的截载,从这些截载内容来看,其十分详实地论述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假托自治”(1927 ~ 1934)、“重建保甲”(1934 ~ 1939)及“新县制”(1939 ~ 1949)三个时段的表征,透视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虚弱更加明显,它“不是将合格的党员转化为基层干部,而是将不合格的基层干部吸纳为党员”,{19}因此,在乡村,“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空虚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20}反观中共,当然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强组织力特性。关乎此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是对《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深化、细究与微调。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五、六章,通过对上海、广州中共地下党深入研究,表明1921 ~ 1932年中共至少在这两个地方并非具有强组织力,颇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教育训练,入党、脱党均甚随便;党的纪律无法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意旨难以有效地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21}的乱象。这种研究结论可以指向普遍,笔者在对同时段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些乱象并不是孤悬存在,因此笔者的累积研究可以验证《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的这些中共研究先验论断。不过,中共要想在白色恐怖中得以生存,就要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组织力及应变能力。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组织力、凝聚力、信仰力、动员力才真正达到炉火纯青之境,中共的“军事全能主义体制”{22}才真正确立并发挥效用,因此中共的强组织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并不断打磨、锤炼、固化的结果。

  这样,长时段来看,国民党依然“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就可想而知了”。{23}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承袭了其国共比较研究的结论,固然无可厚非,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要整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碎片化,还需求助于全能主义强权,但从自由、民主角度而言,或许弱势独裁才是一种进步,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逆淘汰。从书中所建构的史实来看,作者旨高意远,揭示了历史所不能公开示人的灰暗一面。

    

  三、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

  

  应该说,《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拜读后,一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兴趣,颇多也是观念层面的,下面就三个问题作一些商讨及发散思考,有些可能还是求全责备式的。

  

  (一)统计方法泛用后果

  

  《文学报》2009年曾刊载陈漱渝先生《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吗?》一文质疑王奇生教授用统计学来“统计”复杂的文化现象。{24}关于此点质疑,笔者认为陈漱渝先生关于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的倡议,有可取之处,其实清楚统计学使用的边界比统计学本身更有意义,笔者这里不想就此问题纠缠,只想就泛用的结果进行商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章中作者利用统计学统计文化现象,得出后五四年代,“‘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的结论。{25}笔者不赞同此看法,此处仅举“革命”与“民主”、“科学”话语之间的关联进行阐释。其实“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并不相斥,某种程度而言,“民主”、“科学”话语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其一,“革命”话语之所以具有普世及现代性意义,在宣扬暴力的同时亦包含有“民主”的某种承诺,比如妇女参政等,因此“民主”话语与“革命”话语并不矛盾,某种程度而言,“民主”话语还是“革命”话语深入人心的铺路石。其二,关于五四的“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革命者一般都迷恋建构与糟糕现实相反的理性的乌托邦图景去吸引民众,而民众的“类逻辑”思维又把这种乌托邦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成为实现人类普世幸福的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革命”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20世纪革命的魅力与力量也就在于此。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类逻辑”,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指“形式上具有逻辑特征而实质上‘志在信仰’”与“善”,并非具有“真”的特点,{26}其实就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是用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来证明一套乌托邦言说是合乎科学的真理。概括地说,五四社会领域的“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意识形态,武装意识形态。这样,意识形态就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使相信理性的青年一

  代,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俘虏。

  如此,“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其实是相伴而生的关系,彼此并非绝对排斥,当“革命”独占历史舞台正中央,成为道德至高点核心话语时,“民主”与“科学”话语一直是伴行者,并未让路或退出历史舞台。

  

  (二)虚党体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已有学者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现实形态进行考察,其中的代表作,一为鲁学瀛先生所著《论党政关系》{27},一为陈之迈先生所著《中国政府》{28}。他们都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党治”形态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差异,即中央是“以党统政”,地方是“党政联系”、“党融于政”。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形态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尽管其主旨在于研究国民党的“治党史”,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其实仍然在于揭示了国民党“党治史”的“虚有其表”。该书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理形态与现实形态的差距,作了更为细致、也更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在史料挖掘和实证分析方面都有新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全书主旨的关系,该书对国民党“党治史”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而未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全局予以展开。《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仍然延续上述思路,着重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出发,呈现国民党政权“党虚”的多重面相。即使《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九章,也谈到蒋介石为全民同仇敌忾抗日,有意加强军队党务、政工工作,却仍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29}

  新近一篇博士论文,则以该书对国民党的研究为基础,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立论,进一步提出了“虚党体制”的概念。{30}该文认为,“虚党”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虚弱;二是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中的权力虚化。“虚党体制”,即指南京国民政府以“虚党”为特质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党政军混合体制。由于“虚党”的第一层含义,在王奇生教授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已有深入细致的讨论,因此该文侧重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领袖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和党政关系的认知。该文发现,蒋介石和胡汉民尽管并非全然有意“虚党”,但其思想观念当中,事实上颇多“虚党”成份。而此二人基于各自观念的现实举措,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与其他派系力量一起,共同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虚党体制”的形成。就观念史的研究路径或取向而言,该文与《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其实都反映了学术界研究国民党史或国共党史的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注意。而就该文提出的历史命题而言,尽管“虚党体制”尚需概念上的进一步廓清,以及史实上的扎实论证,但这毕竟扩大了国民党组织形态研究的视野,抓住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提醒我们,在对国共两党及其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更要观察两党在各自政权及其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差异。如此,“革命与反革命”,既能从政治观念或文化的视角得到诠释,也能从政治体制的差异当中找到某些答案,从而使国共两党观念史的研究内涵更加厚重。

  

  (三)革命理想信仰与传统行为规范

  

  中共通过运动群众干革命,这包括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及运动农民等,而1927年是个转折点,前期偏向运动学生与工人,后期偏向运动农民,但微观考察远比宏观梳理更为复杂。笔者早年读A•B•巴库林所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时发现,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将运动群众推展到群众运动后,一个只有3 ~ 6万党员的中共,因疲于应付国民党右派、左派上层人物及军政工作,颇难分出人力等相关资源控制泛滥的群众运动。换言之,群众运动在北伐运动不断深入中,造成爆炸性参与,这肯定为北伐奠定了群众基础,不过,中共当时社会控制意识却没能跟上社会参与意识,群众运动已深深滑出中共实际控制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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