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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震: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

更新时间:2004-09-09 00:58:47
作者: 朱宗震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

  

  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本原因。

  

  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

  

  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

  

  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

  

  二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

  

  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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