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海金: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对土改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1-05-10 22:21:08
作者: 李海金  

  

  「摘要」作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身份,也具有丰厚的政治学意义。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并参照已有相关研究资源,探讨了农民身份系统在国家与农民两大行动主体的互动性关系中生成、延续、转型的动因、过程和机制,并以农民身份变迁为切入点探究了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方式、能力和限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观念的转变。在土改时期阶级划分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系统经历了一个颠覆和重构的过程,它是国家意志与农民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身份;身份政治;国家整合;阶级划分;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李海金(1979-),男,政治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政策话语与关键词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400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型城乡关系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09YJC840018)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经常会探究或追问的学术论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一个军事上、政治上的弱者逐步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全国性政权?在这一革命进程或政权的转换过程中,共产党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与何种政治社会力量实现“共谋”的?笔者在此特别强调其它政治社会力量对共产党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这场革命有别于其它政权颠覆的内在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在不同政治统治者之间的简单转移,更不同于传统国家的王朝更替,而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变革。而在这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颠覆和重构中,最为基础性、最为根本性的则是以乡村社会和农民为指向的。农村区域和农民大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有识之士不容置疑的共识。这种革命路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革命发动及其成长路径,甚至与“十月革命”的推进方式也是相去甚远的。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农民在这个社会中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或者说在这场革命中自始至终担负着现存政治体制的颠覆者,甚或最低限度上的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期望刚好相反。农民的生活空间非常狭小,受教育程度也很低,每个个体之间的同质性很高,与外来的政治社会力量交往范围和深度都很有限,政治冷漠是其主导性价值体系。可是,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正是这些最不具有革命性、对政治极为冷漠的乡村民众最终进入革命的中心,持久不衰地占据着政治舞台,成为决定革命发展走向的基础性和主体性力量。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就是,以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框架是如何与具有社会封闭性和政治保守性的农民建立起政治关联的?换言之,一个外在于农民生活空间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并建立起相应的“共同体意识”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体系又是如何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建构起农民新的身份体系和国家认同机制的?

  作为以上几个具有历史对照意义研究问题的重要分界点就是土地改革。正是土地改革促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体系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政治关联,并将农民纳入其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之中。也正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才真正前所未有地进入乡村社会,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借助一系列的政治符号和价值体系进入农民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进而导向对乡村社会政治性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型国家整合机制的建构是以农民身份系统的颠覆与重建为基点的,即通过“阶级成分”的划分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与国家的政治关联程度和方式。

  滨口允子(2000)、李康(1999)、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小军(2003)、李里峰(2004)、萧延中(2005)、王友明(2006)、张学强(2006)、张佩国(2007)等对土地改革时期“阶级成分”划分和农民身份重建的过程、机制、后果等作出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变迁和农民政治观念等论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笔者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对土改时期农民阶级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开展专题性研究。另外,从当前的研究趋向来看,该主题很可能会成为政治社会学和乡村研究领域的一个较有价值的学术论题。张静(2005)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深入探讨了身份变迁和认同问题及其与社会整合的关联,徐勇(2007a ,2007b ,2007c ,2008)非常关注农村研究历史维度的伸展及其与国家整合、国家建构的关联,林尚立等(2005)、刘晔(2005)、郭圣莉、林尚立(2006)、郭圣莉(2006)等开始将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运用于城乡基层社会等研究领域。在近年来的社会不平等研究领域,阶级分析范式成为分层研究范式之后的一种新的范式,甚至是一种具有更强解释力的范式。不少学者对阶级分析的研究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回到马克思”(仇立平,2006),抑或“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甚至明确提出“重返阶级分析”(冯仕政,2008)的理论倾向。

  基于此,本文不再仅仅将土地改革作为一项具有时间维度的政治运动、单纯的历史叙述抑或当事人的经历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项背负着诸多政治社会意涵的“社会事实”,尤其关注在划分“阶级成分”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多政治逻辑和机制。笔者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政策演变和实践活动两个层面深入而细致地考察“阶级成分”划分的原则、标准、方式和过程,进而对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后果作出详细解说,并着重探究国家对乡村政治性整合机制的转型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的转换、国家观念的转变,最后尝试性地对身份的政治社会学意义作出初步分析。

  

  二、划分“阶级成分”:政策、实践与后果

  

  阶级划分对于土地改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将村民划分阶级是土改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1992:654),而且土改超越了经济含义的社会政治含义也集中体现在阶级划分之上,即“用阶级划分取代血缘辈份等级划分,用阶级组织取代宗族组织,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村落宗族观念”(张乐天,曹锦清,陈中亚,2001:45),重新建构乡村政治权力结构、农民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价值体系。然而,不管是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阶级划分,理论形态的政策文本与实践形态的实际操作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甚至严重的背离。

  (一)阶级划分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分析方法是其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最基本方法。在它成立前后就开始对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就顺理成章地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策领域。

  作为政策的基本构成要件,原则具有总体性和导向性,居于首要位置。阶级划分的原则建立于土地改革总路线基础之上。这一总路线将农村社会阶级总体上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地主,属于“阶级敌人”,是打击和消灭对象;第二类是富农,曾经几乎等同于地主,后来成为中立对象;第三类是中农,具有革命的两面性,属于团结和联合的对象;第四类是贫农、雇农及其他革命群众,是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毛泽东,1966)。阶级划分的原则就是以上述各个社会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评判基础的。

  作为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正式指导文件的最早文献是1933年毛泽东写成的《怎样分析阶级》。在该文中毛泽东将农村划分为五大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含雇农)。划分“阶级成份”的主要标准有两条: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参与生产劳动状况(人民委员会,1979:112-114)。同时颁发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对阶级划分过程中的20个实际问题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79:115-131)。这两个文件是中共土地改革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指导文件。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先后颁布并在解放区付诸实施,土地改革逐渐实现了广度上的扩展和深度上的推进。由于战争形势、政治局势的恶化和土改政策的激进化,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对阶级划分的陌生、误解甚至有意变通,阶级划分在实践过程中显现了诸多混乱甚至严重的错误。针对这一新情况,任弼时于1948年1月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进一步指明了阶级划分的标准,并将划分标准具体化(任弼时,1981:107)。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村“阶级成份”划分标准、方式、程序作出最明确、详尽规定的文献恐怕要数1948年2月制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共中央,1981:172-227)了。文件再次明确了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详细说明了阶级成份决定的方法和程序。

  总体上,解放战争时期在政策文本层面上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越来越明确,程序从无到有并不断规范,方式日渐明晰,各“阶级成分”之间的区分也逐步细化与明确。建国后,由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和土改实施区域的新特点,中央又出台了阶级划分的新政策。其中规定最为详细和明确的是《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该文件对五大基本阶级成分的内涵和区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一些特殊群体、混合成分和成分的改变都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政务院,1992:382-407)。

  综而言之,1946-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或专论性或附带性的政策文件对农村阶级划分的基本性问题作出了带有延续性和推进性的规定。阶级划分的基本精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最为鲜明的理论特征就是对经济和阶级的强调,将经济关系作为其它一切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决定者,将阶级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基本视角,并将两者联结起来创建了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主要和根本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马克思,2007:221)。”

  (二)阶级划分的实践

  在笔者从事地方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以及梳理其它史料和研究文献时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往往并不特别在意阶级划分的具体步骤和实际过程,而更关注阶级划分本身的延展性意涵及其标准的特性、变通形式与动因。

  1.阶级划分标准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以及阶级划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在传统中国,农民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家庭、家族、宗族和村落,其社会关系和身份体系也是在这些生活空间之内生成、存在和延续的。而且农民政治性格的常规状态是政治冷漠和政治无为,而非政治参与、政治斗争和阶级反抗。中国共产党试图引入乡村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框架与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政治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最为集中的体现之一就是阶级划分中标准的确定与实践,尤其是建国后阶级划分及其标准走向规范化和精致化,在各个阶级成分的细微区分和具体细节问题的辨别以及政策文本向实践形态的转化上往往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在阶级划分实践过程中,标准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是其常规性的特征。“在土改初期,决定谁是地主、富农……的官方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后来一个详细规定如何划分阶级的细则取代了原来那个草略的大纲,大量模糊不清之处依然存在(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1992:654)。”弗里曼等通过社区个案研究发现,阶级划分实践面临许多实在的困境,“对五公村干部来说,很难按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立性的新分类,对该村进行阶级划分”,“不同阶级之间、甚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划分界限常常是随意的(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2002:123,127)。”

  2.阶级划分标准的多样性与阶级划分错误的存在形式。中国的阶级划分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毫无疑问,生产关系尤其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首要的和主要的标准,但是马恩并不主张阶级划分标准的唯一性,而主张阶级分析标准的多样性,认为阶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阶级存在着多面的维度。马克思(1995:693)在分析法国小农时提到,“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061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