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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送别周海婴先生

更新时间:2011-05-02 20:47:32
作者: 王得后  

  

  周海婴先生走了。艰难地走过了八十二个春秋。把无尽的追思留给后来的人。后来的尊敬他和他父亲的人;对他父亲说三道四的人也可能会连带上他。所谓“恨和尚兼及袈裟”,“迁怒”是或一种人的品行。这不是他的选择:他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家庭,他生活在一个时代巨大的光环中心。这个光环,即使他不借光也耀眼,又使他笼罩在光环中格外吸引各色人等的各种眼光。

    

  对于海婴先生的病逝,我怀着深切的哀悼。他的死,带走了两个历史性的标识。一个是:鲁迅相依为命人,生时精心呵护,死前留给遗嘱的两个人--爱妻与爱子,渴望他俩在他身后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亲人,都逝去了。从此人世间再也没有鲁迅拥抱过,亲亲过的人了。一个是海婴先生建议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八大顾问,都走了。从此鲁迅研究室再也聘请不到像他们那样见过鲁迅,钦敬鲁迅,帮助过鲁迅的专家学者了。他们是:常惠,曹靖华,杨霁云,孙用,林辰,戈宝权,唐弢,周海婴诸位先生。

  

  中外古今的遗嘱有多少?说不计其数恐怕也不为过吧!可鲁迅的这一份,我看是举世罕见的。那冲破汉族正统思想牢笼的意愿和力量,那对于中国人生的透彻观察,那样简洁,只有七条八句话,都令我赞叹而深思。请看: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许广平先生的精心抚育下,海婴先生是努力实践着的。他不学文,而学无线电通讯,他学有所成,远离“空头”与否的瓜葛。

  鲁迅应该“安心”了吧?他曾经向许广平诉诉说过的:“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 现在,鲁迅可以安心了吗?如果人地下有知,还是不能吧?他的遗传基因延续着,他没有见过的哲嗣更多了。当年鲁迅和许广平热议婚恋的时候,许说:“至于你自己的将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的罢,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鲁迅回答:“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这是就亲情说的;何况鲁迅逝世前重病向癒的时候,坦言当时的心境,是:“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今年,是鲁迅诞生130周年,他长眠地下已经六十五年,超过一个花甲了,他睡得“安心”吗?

    

  至于鲁迅研究室,是海婴先生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成立的。信里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指出“一九四六年母亲在上海编印过一部鲁迅书简,收入当时搜集到的书信八百五十五封。”后来的《鲁迅全集》,只收入三百三十四封。而当时已经搜集到,已有一千二百多封。他建议全部出版。

  

  二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他建议“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三是,“关于鲁迅研究”。他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三天后,毛主席于11月1日就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海婴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实现。我以为这才是海婴先生对于鲁迅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媒体有所谓“还原了”鲁迅是海婴先生最大的贡献云云,这不符合鲁迅研究的历史;也违背人类认识事物的常识;还抹杀了人都带着主观色彩的常情。一个人-认识的客体,是不可能“还原”的,只能逐步“逼近”,比较地符合他的实际。海婴先生是个谦虚的人,不会这样自诩吧?而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反而有损于海婴先生的清誉。

  

  海婴先生是最关心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如今,他走了,鲁迅研究室的“室史”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今而后,鲁迅研究室的命运会怎样呢?鲁迅思想的元点,是“根柢在人”。是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无疑,这是有幸曾经在,正在,和将要在鲁迅研究室的同仁必须深思的。

  

  我有幸在鲁迅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忝列其中。报到不久,更蒙金涛先生引荐,海婴先生在他家里会见了我们,并且“赏饭”。这是屈指三十五年前的陈迹了,然而,我不能忘却。三十五年的来往,我略知海婴先生,我敬佩海婴先生。

  

  我敬佩他,和他母亲一道,全部无偿捐献鲁迅的手稿、藏书、故居等一切文物给国家。那时,一九五零年代是名副其实的“无偿捐献”,一分钱的奖励金也没有的。这是鲁迅博物馆的心脏,灵魂,命根。没有鲁迅手稿等文物,就没有鲁迅博物馆;有,也不过一个建筑,一座空屋而已矣。自然,我也知道,捐献鲁迅全部文物的事,是海婴先生母亲的决定。但是,那时候,海婴先生已经成年,有独立的行为权利。而许先生也一定会慎重和自己的爱子商议的。没有海婴先生的同意,要无偿捐献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是这样,当年无偿捐献,是他们母子联名发表的声明。海婴先生功不可没。

  

  我敬佩海婴先生,是他全部开放鲁迅手稿、藏书、一切鲁迅文物的研究。这已经是他母亲过世,他独自决定的了。鲁迅研究室成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到恋人到伴侣的全部信件都保留着,珍藏在鲁迅博物馆。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鲁迅、许广平和他们两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档案”。可是,这些又都是个人最为秘密的“隐私”。“闺房有甚于画眉者”;“内言不出于阃”。怎么办?当年真是慎之又慎。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主持召开了文物出版社、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的联席会议,空气严肃,争论极大,莫衷一是。当征询海婴先生的时候,他表示:母亲就说过,所有留下来的文物,都可以公开,供人们研究。多么坦荡无私啊。在对于两性,恋爱和婚姻,有源远流长的正统思想禁锢传统的我国,这是非常勇敢的决定。尤其在当时的一九七六年,还在“文革”当中。试看此后,改革开放一年年过去,多少保留下来的“日记”,新出的“文集”,都是经过家属选择、遮蔽,才出版的,最愚不可及的是公然动手篡改,重写。由此可见海婴先生不平凡的思想和胸怀。

  

  在我的心里,对海婴先生有一股别样的深深的同情。他的日子,太难过了。他虽然享受着、沐浴着双亲的阳光,但,同时,他要面对人们对他父母无数的质疑,批判,甚至谩骂与中伤;又要承受一个人暴露在父辈巨大的光环中,面对无数希望他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那样说,那样做的目光。有些是挑剔的,苛酷的。事非亲历不知难。即使设身处地,也还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我和海婴先生相识的日子不可谓不长,承蒙海婴先生偏爱,有时不耻下问,我还是常常觉得有所“隔膜”。一九八五年,全国政协有提案要求影印出版鲁迅辑校古籍和石刻的手稿。国家文物局将任务交给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邀请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为了落实,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会上许多专家有意请海婴先生放弃稿酬,慷慨激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且相邀专门拜访海婴先生,当面陈情。可是,到了海婴先生家,落座,喝茶,交谈,气氛热烈,亲切,到了儿却没有一位先生提出商量的主题。我体会到,开口的难。另一方面,海婴先生不是更加为难吗!为版权,为稿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有多少次和解,多少次对簿公堂啊。

  

  海婴先生待人平和,友善。您尊敬他,他尊敬您。有事多可商量。自然,他有他的原则。有时,我觉得海婴先生太有童心,少有城府而近乎天真,和人聊天,无所顾忌。遇到别有用心之徒,就吃亏,百口莫辩。

  

  海婴先生好不容易过了“而立”,过了“不惑”,过了“耳顺”,挨到“行不逾矩”了,可以自由自在了吧?还是不行。出版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是非蜂起,舔皮论骨,甚至有以鲁迅研究权威自居,不对事实加以分析,横加指责,以有来头而自炫的,似乎真理只在“威权”手里。乃至“回忆”都不可信了。

  

  海婴先生走了。每个人都要走的。海婴先生,我知道您有未了的遗愿。我也似乎感到您有一些怨愤。但是,都过去了。您无可奈何了,也都和您没有关系了。您慢走,走好。这里借花献佛,献给您启功老师的《踏莎行·自题小照》:

  

  昔日孩提如今老大年年摄影墙头挂看来究竟我为谁千差万别堪惊诧 貌似多般像惟一霎故吾从此全抛下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

  

  再见。海婴先生:再见!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星期六

  

  作者为鲁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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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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