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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艾滋病防治的投入产出

更新时间:2011-04-20 12:11:07
作者: 李楯 (进入专栏)  

  钱投向哪里,怎样分割,全看目标的排序。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投钱是大好事,是决策中“以人为本”和“对人民负责任”的体现。政府应以比现在更多一些的钱投向艾滋病防治及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医疗卫生保健基础能力建设上来。但:一,钱应主要用在医疗卫生本领域,而不应太多地用在虽与艾滋病相关但属社会改进的领域;二,钱用在医疗卫生领域,但不能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任意支配,要有审计和外部独立专家评估;与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及预决算最终应向政府和人大报告;项目的招投标不能徒具形式,项目经费的开支列项和成果须公开,以使公众可以监督。

  2,在艾滋病项下的开支须论证:目前的治疗,只是延缓艾滋病人发病的时间,延长他们的寿命,而不是能治好他们的病(艾滋病目前还无法治愈)。政府是否应为艾滋病人出钱治病,是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是政府出钱,给什么人出,是否全出,仍是需要探讨的。政府给艾滋病人出钱治病,是否也应给其他没有得艾滋病但得了别的病的人出钱治病?这些都值得考虑,卫生系统认为2004年艾滋病防治最低需要31个亿(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资助仅12•6亿),是怎样算出来的?世纪之交中国的年卫生总费用是4764亿,政府投入年500余亿,以设计中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为最低标准适用于全体国民总计不过400亿,而医疗保险年费1000余亿,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7•7%。这里面涉及了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问题。

  3,中国政府在艾滋病上的投入、与中国政府相关联的外国政府在艾滋病上向中国的投入,及来自国内外的其他在艾滋病上的投入,以及这些投入的产出,目前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低水平重复和浪费难以避免。从积极的方面说,一,要使在艾滋病上投入的钱真正使需要的人受益,要使等量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分享;二,要使用投入的钱所做的工作是在已往工作基础上的拓展或者是提高;从消极的方面说,一,要减少因垄断资源,拒绝多部门、多学科合作而造成的低效率,以及部门分割造成的资源浪费;二,要减少在艾滋病防治名义下的无意义工作所产生的无意义支出;三,要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本限定在投入的适当比例之内,不使艾滋病名下的投入更多地用于吃饭、旅游等使个人受益的项下,就应该设立网站,使不同来源和不同去向的投入产出公开于阳光之下。

  第三,首先在医疗卫生领域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在艾滋病的监测、治疗中确立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的原则;使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规定,定时“全面、准确、真实”的公开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及与艾滋病相关的“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并为公众查阅这些信息“提供便利条件”,以使公众了解有关艾滋病的流行势态,能够不只是被动员,而是能够主动地参与;不只是考虑建立国家(政府)监督与评估体系,而是在更多宽泛的领域考虑到人大、政协的监督、公众的监督和传媒监督的制度安排;不只是考虑到系统内的项目评估、经费使用评估,而是考虑设立制度化的外部评估、独立专家评估和财务审计,以至是对规划整体的社会评估,这些,虽不一定涉及投入,但却关系着资金投入后的产出到底如何。

  最后,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是否开放、社区怎样重构(这是社区关怀的前提),以及法律怎样对待同性恋、怎样对待商业性行为、怎样对待毒品使用(药物依赖)等,虽与艾滋病防治相关,但终归是另一类性质不同的事,不可能因艾滋病,或者是通过艾滋病防治去解决许多社会改进中须面对的问题。以艾滋病项下的资金过多地用于这些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当的。

  

  (200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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