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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序

更新时间:2011-04-03 23:12:12
作者: 邓正来 (进入专栏)  

  就“中国道路”而言,是否存在着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性智慧”的作用?我们究竟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这种“生存性智慧”?如何基于中国的立场、以我所谓的“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建构出一套以“中国和世界理想图景”为观照的规范性理论?如何在开展对当代中国问题之深度研究的同时又不牺牲我们对未来(特别是“理想图景”)的想象力?究竟如何在世界结构的背景下基于中国的传统、当下与未来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究竟如何认识主导当下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如何利用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特别是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未来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但显然这绝不是凭我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它显然需要我们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人的不懈努力。

  因此,此刻再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不仅仅是因为该论著的第一版早已售罄,更主要的是我本人的思考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该论著所涉及的题域,并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因此,向同道读者交代我的这一思考脉络便是极为必要的。为此,我在附录中增列了5篇论文,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澄清或完善该论著中较为重大的一些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现我对该论著中相关问题的理论推进。其中,《批判与回应:寻求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和《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两篇论文,主要回应了在我看来对理解、澄清和完善该论著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极有助益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该论著的写作缘起、基本意旨、理论资源、哲学立场和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两篇论文,则侧重于交代我对该论著中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在这两篇论文中,我对当下中国置身于其间的“世界结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对中国法学的回应进行了纲领性的理论建构。最后,《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这篇访谈,则进一步重申、回应并澄清了“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法学”这个论域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必须对以各种形式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批判的同道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真诚努力,我的学术研究不会这么顺利得到推进,因为正是他们的讨论和批评,“命令”我在回应它们的时候对该论著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开放出来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完善和推进。最后,我想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洪霞编辑。正是由于她极高的职业水平和专业精神,本书再版才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和如此之高的质量与读者见面。

  

  邓正来

  2010年10月10日

  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注释:

  * 邓正来(1956-),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

  [①] 参见林来梵:《一个非法(学)的预言——究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法律博客”,http://linlaifan.fyfz.cn/art/105238.htm,最后访问于2009年10月2日。

  [②] 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4页。

  [③]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页。

  [④] 参见拙文:《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⑤] 参见拙文:《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河北法学》2008年第1期;《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同质化预设的批判》,《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河北法学》2008年第5期;《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⑥]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⑦] 亦即,我们要在中国与世界结构的关系中认识中国,看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同时对这种“共时性视角”本身保有一种“共时性”的反思和批判;否则,“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和采用将意味着中国将失去自己的未来,因为它已经被规定了。我所建构并采用的“共时性视角”,不仅包括我们与研究对象间的“共时性”以及作为研究对象之不同问题间的“共时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承认“共时性”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我们认识之间的“共时性”——亦即我所谓的中国法律哲学在当下必须采取的一种“重叠性思维方式”。因为在我看来,“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和采用,在不具反思和批判的情势下,实际上便预设了对当下“世界结构”之双重性及其对中国之双重强制的完全承认。于是,在面对当下“世界结构”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既不应当是百年来那些一旦西化未果便动辄以一种狭隘的方式诉求所谓中国“文明”或“传统”的中国论者所主张的态度:彻底从“世界结构”中退出或者视这种“世界结构”而不见;也不应当是那些不具反思或批判能力的反主体性的西化论者所主张的态度:通过完全遵守“世界结构”的既有规则而彻底承认这个“世界结构”的支配——亦即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并根据它们去想象中国的“未来”。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9页。

  [⑧] Jügen 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 Ciaran Cronin & Pable De Greiff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208.

  [⑨] 转引自张啸涛:《“动漫帝国” 倾销中国》,载《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第63页。

  [⑩] 《中央公论杂志专访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8/20/content_18368184.htm,最后访问于2009年10月6日。

  [11] 参见刘擎:《“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载《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09年9月20日。

  

  (原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一期)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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