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叫《什么是公信力》，作者道格拉斯·费韦尔说：“我不知道公信力是什么，但失去了它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次被千万网民讥讽为“日本出事，中国沦陷”的既荒唐又可悲的抢盐风潮，就很让人强烈地感到什么东西真的丢失了。
所谓“日本出事”是3月11日的大地震，所谓“中国沦陷”是说日本大地震之后中国各地民众不信政府却听信谣言，为“防治核辐射”疯狂抢购食盐以及一切和盐沾边的东西。“沦陷”奇景多多。例如武汉有个郭先生，花高价买了整整一万三千斤食盐，如今想退退不掉，想卖卖不出。如果自己留着吃，按照世卫组织推荐，成人每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超过五克计算，家里的六吨多食盐，他一人要吃三千五百六十一年。
这是网络里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笑者骂者觉得不可思议者问道：进入信息通达的二十一世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毫无科学根据的全民哄抢现象？“日本是大核民族，中国是盐慌子孙”，这是抢盐风潮后网上最流行的段子。此外还有好些让人笑弯腰的段子。如这副对联：“日本人在核辐射中等待碘盐，中国人抢碘盐以等待核辐射。”真是：“核出此盐”“妖盐惑众”“盐而无信”“无盐以对”！不过笑归笑，如果你严肃思考一下，可能是欲哭无泪。
评论家笑蜀发现一个隐秘的中国，即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有消息称，此次蔓延各地的食盐抢购风潮，就是游资炒作出来的。游资大量买入盐业股收盘后到浙江各地抢盐，随即散布谣言。这样的事，近年来在中国其实已不新鲜，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油你涨”、“玉米疯”、“糖高宗”、“苹什么”，到如今“盐王爷”，基本都是一个路数。所有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背后都有推手，有地下利益链条驱动。论者进一步考察历史，指出，这个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从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一路走来，成就了“文革”，成就了今天形形色色的传销，及形形色色的成功学。近年来一系列的游资恶性炒作事件，只不过是其在市场领域的简单复制而己。（笑蜀，〈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
恶性炒作就是造谣。有一条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的能量=谣言对于受众的重要性×谣言证据的含糊性\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有论者认为，在中国，公众批判能力过弱、因缺乏安全感导致谣言的重要性加强，都是引致谣言能量巨大的原因。于是危机心理的压力伴随谣言的引导，在“盐”上释放，越演越烈。但公众为何有此表现？中国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崔永元不同意居高临下的批评。他在微博上说：“把抢盐风潮完全归错于公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和科学常识，我不同意。因为它同样说明政府缺乏危机预判能力、危机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一言九鼎的诚信形象。”
缺乏诚信！崔永元这个大名人讲得太对了。这段时间，不少人都针对这次“日本出事，中国沦陷”的现象，讨论中日两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及民族性。讨论中提到鲁迅提到柏杨——鲁迅对中国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杨直接痛斥“丑陋的中国人”。这次地震显示日中民族质素优劣有目共睹，应对了鲁迅、柏杨的批判。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其中的劣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论者指出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民族的历史，和长期的社会生活形态都是形成的因素。
中国人比较缺少危机意识，总是心存侥幸，遇到天灾人祸，不管别人，也管不了那许多，自己则以“逃”为上计，逃荒流徙，反正疆土辽阔，总有生路。从中国历史来说，两千多年沿传至今的专制传统使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全方位的样样都管的专制统治。由于缺乏体现个体之间的互助能力和团队精神的公民社会机制，许多人只能在服从与钻营中求生，或以依附掌权者求得出头之日，或成为欺诈拐骗到处钻空子的“刁民”。有些论者喜欢谈论什么“礼仪之邦”，却不懂正是长期专制统治使中国社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以诚信、自觉为基础的“礼仪之邦”。时至今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人与人的互信，极其破碎。
2009年6、7月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旗下的《小康》杂志和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专就信用指数的民意调查。根据这个调查，最值得信任的五个群体是农民、宗教工作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而科学家、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可信度都比上述群体低得多，但是高于房地产开发商、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调查中，超过90%的受访者对官方数据表示“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他们宁肯信妓女，也不信官员。中国官方英文报纸《CHINA DAILY》（中国日报）就此发表题为〈信用的流失〉的社论，说：“这样的一个名单既让人震惊也令人尴尬。”“在无耻盛行之际，我们经常不知道信任谁好。”（〈Drain of Credibility〉，《CHINA DAILY》，2009年8月4日第8版）
这是各种原因的必然结果。不要说那些抹煞历史歪曲历史的大事了，只说近年来，“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石首冲突”、“钓鱼执法”……等等个案，既体现有关官员缺乏公信力，又使其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还有“被自杀”、“被就业”、“被自愿”、“被富裕”、“被同意”、“被迷路”……等种种“被XX”现象；还有假烟、假酒、假药、假证件、假学历、假奶粉（后来成毒奶粉）……泛滥，以及婚托、医托、官托、网托、房托、学托、药托、商托……之类的“拉托”大行其道。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全都出问题——民间有一个发泄的极端说法：“除了骗子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论者指出，在这样社会环境下，也许就那么三五伙人，幕后稍加鼓噪，即可平地起风雷，引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闹剧。目前多数民众得经济增长之利，生活尚在提升之中，而人心已如此脆弱，如出现经济下滑之类的非常时期，又当如何，真让人不敢设想。
没有互信的社会，各种成本都极大。就政府来说，由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危机，当局不得不高度紧张，使用所有资源“维稳”。中国财政部今年3月5日公布公共安全领域预算也就是“维稳”经费为6,244亿元人民币，该数字比2010增加了21.5%，且超出2011军费预算6,011亿元。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此次“两会”上说：“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三个数字相比，不能不使人大为感叹！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说，今日中国已是维稳费用高于军费，内忧大大高于外患，而造成这一险境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把人民政府放在人民的对立面”。
笑蜀说得好，如果中国社会需要构建长治久安的防护体系，那么最好的防护体系就是建立在自治与合作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公民精神。但公民精神需要不断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发育成长，这样才会最终潜移默化为每个公民的本能。以日本作为例子。八十年前日本金融危机之日也是趁乱打劫者活跃之时；战败后经济不景气，犯罪也极其猖獗。根本的转折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的宪政转型，日本的公民社会至此破冰。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代日本人，孩提时代就在不断学习自治与合作，因此即使大难猝然降临，妖言惑众在日本仍没有空间，天地错乱而人心不乱。（笑蜀，同前）
“国之命，在人心。”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出这句至理名言，当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