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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

——从丁玲个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冲突

更新时间:2011-03-20 11:21:14
作者: 贺桂梅  

  

  内容提要:

  本文以作家丁玲为研究个案,讨论整风运动之后延安新确立的文化体制中蕴涵的问题,具体讨论其中作家的身份政治的冲突。从三个方面展开:从杂文写作以及关于“暴露”与“歌颂”的争论,分析作为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与《讲话》所规定的作家职能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讨论《讲话》对作家角色和文学功能的规定所造成的现代作家的主体分裂;从杂文《“三八节”有感》分析延安政权中的性别秩序,着重分析丁玲就家庭结构提出女性受到“无声的压迫”问题,进而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讨论;第三部分集中阐释《在医院中》,考察小说文本如何在象征层面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文本裂缝处呈现出来的身份政治的冲突方式。

  关键词:延安道路、身份政治、革命精神、革命体制、批判主体、霸权统识、主体分裂、性别秩序、家庭结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疏离者、说服、归属、逢合

  

  引论

  

  世纪之交迄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化之一,是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的重新关注。这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也直接表现为现代文学(1919-1949年)、当代文学(1949—至今)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包括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延安文学)重新关注的热情。在整个80年代,受到“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支配,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关系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意识的集中表现。在50-70年代,左翼文学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力量,并因此建构了“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当代文学”作为左翼文学在社会主义实践阶段的文学命名,成为在历史阶段、阶级属性和文学形态上“高”于现代文学的学科专业 。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实验的失败被视为一种封建势力“复辟”的历史性错误。在李泽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表述中,“救亡”被等同于“革命”,并进一步被视为前现代的封建力量,从抗战到文革的历史被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并“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在这样的前提下,80年代中国的文化被视为“五四”启蒙思想的重新开始 。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表现在文学研究界,则是现代文学被看作更“现代”也更具有启蒙意识的学科而成为显学,而左翼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则因其缺乏“艺术性”和意识形态上的“扁执”被降为“次一等”的文学形态。“重写文学史”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构成了80年代的持续思潮,“重写”和“重评”的中心都在非左翼的(表述为“现代的”)文学史观和文学现象。遗留的问题是,不仅20世纪的左翼文学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盲视而受到忽视,更重要的是,左翼文化实践和历史实践中遭遇的繁复问题,以及它可能提供的资源意义上的借鉴,也因此被轻易抛入历史的忘怀洞。如果说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路显露出其矛盾的一面,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对抗全球化的另类批判资源的寻找成为迫切的现实关注点,因而左翼思想文化再度隐约浮现出其可能的“遗产”意义的话,那么,对左翼政治、文化的历史实践的重新检省和反思,则成为当前思想文化研究中必要的环节。

  在上述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本文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延安文化体制中蕴涵的一些关键问题。以1942年的整风运动作为界限,共产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动员方式上都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不仅因此打破了偏僻乡村中压迫与停滞的循环,解决了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双重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并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广泛参与抗战活动(人民战争),同时也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建国模式的雏形。这一成功的另类实践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延安道路” 。延安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毛泽东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建制的核心纲领和几乎唯一的经典依据,被作为当代文学的直接传统和“唯一的文学方向”而予以遵循。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之后,聚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统一的话语口径,并被有效地纳入革命政权文化动员的整体组织结构当中。本文不拟从整体上重新描述这一文化体制的形状,而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带出对这一文化体制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角色、性别秩序问题的讨论,以及身处其中的作家所面临的身份政治的冲突及其暧昧的解决方式。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共产党边区根据地的作家(文人),丁玲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保定,随后在前线随军写作,1937年2月到达共产党新驻地延安。1941年4月,丁玲调到延安党报《解放日报》工作,从9月起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直至次年3月。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和《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这些作品针对当时延安的现实处境发言,并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成为不久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是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从另外的角度,一些研究又将这些作品看作丁玲对毛泽东话语实施有意识“抵抗”的依据。如李陀在分析这些杂文时说:“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霸权地位的毛文体,她还想进行一次挑战” 。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丁玲提出批评并非有意识地针对毛话语(尤其不是《讲话》),毋宁说,这是在《讲话》尚未发表、延安尚未提出明确的文艺方向之前,丁玲出于自发的批判热情和“革命”想象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的碰撞。

  40年代初期丁玲这批作品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契机。从1940年到1942年整风的这段时间,延安的文坛呈现出较为“活跃”的状况。40年之前,延安文化人处在抗战动员阶段的不稳定状态中:“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1月以前,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有留延安工作者,有在延安住一段又回大后方者,来来去去,听其自便”。共产党的态度是,“有关部门对文化人的工作着重招待、优待和帮助他们上前方,对他们的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在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做得不够”。这事实上也就是说,党对于文化人的控制和训练都非常松散。而194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但文委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充分研究,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此也没有深刻理解。而这时国内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反共宣传屡次甚嚣尘上,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也出现了很大困难,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问题便暴露出来了” ——这段描述带有很强的倾向性,但从中可以获得的信息是:1940年至《讲话》发表这段时间,一方面,随着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延安也进入了艰难但稳定的时期,这使延安文化人有可能停顿下来仔细打量、评判延安的处境;另一方面,毛话语的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论》虽已经发表,但并没有作为制度性话语加以实施,文艺部门对于如何管理文化人、文化人对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目标,都没有统一的依据。这使得文化人自发的讨论和批判性的介入成为可能。《文艺月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正规刊物,鲁迅艺术学院、文协等文艺机构,以及《轻骑队》等油印刊物,都成为延安文化人活跃地发表意见的地方。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则是消除这种“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统一思想和文艺方向,并动员文艺界下乡,“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一分子”。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把文化人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话语当中,纳入整个革命机器的有效组织中。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才真正被制度化。

  在这一制度化的过程中,丁玲和延安新主流话语之间的碰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作为五四后期步入文坛并与左翼文学界有着密切关系的知名作家,丁玲的艺术个性和文体风格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色彩,并具有自发的革命热情,这使她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情绪逻辑;同时,因为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她与延安主流之间的抵牾又包含了明确的性别观念的冲突在内。整风前的丁玲从哪些方面对延安做出批判,歧异产生在哪里,这些分歧最终在怎样的逻辑上被缝合或留下了怎样的裂隙?——对这些历史问题的重新关注,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丁玲这一作家更为丰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由这一个案出发,可为我们重新考察以《讲话》为核心的延安文化制度中知识分子的角色,革命政权中的性别秩序,以及知识分子与革命、性别与阶级等20世纪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1、革命体制中的知识分子角色:新/旧主体的断裂

  

  1941年9月,丁玲留下了一篇颇值得分析的散文《战斗是享受》,写到她对一场暴风雨的心情。在狂风暴雨中,看到一群人在激流里冒着生命危险捞取木材,她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啊!

  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当时丁玲的生命哲学的体现。这是一种“斗争哲学”,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致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并把这看作最高的快乐。海伦·斯诺这样描写此时的丁玲:“她给你的印象是她可能打算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彻底胜任的,不害怕的。她显然是一台发电机,有无可约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热情。我感到丁玲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党,在一切方面都非常独立不羁” 。丁玲所表现的这种强悍,大概可以看作革命者丁玲的一种基本品质,也是她把革命哲学内化为自身精神成份的表现。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正是革命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命哲学使人与环境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并试图通过“战斗”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理想状况的到来。同时,理想本身的非现实性将使她难以安于既存现实,而始终处于为达到理想状态而与现实“斗争”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革命”精神是很难被制度化的,革命者的斗争热情与革命政权本身将处于一种悖论情境。革命的号召力在其对于现实批判的有效性,并提出一种关于生存状况的更完满的想象;但革命政权本身却是制度化的,与革命想象之间存在着出入,这种理想/现实、精神/体制之间的冲突,成为革命政权必然面临的悖论,也是49年后体制化的中国革命面临的内在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

  作为对斗争哲学的实践,丁玲首先开始倡导“杂文”。鲁迅所宏扬的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为此时的丁玲批判现实提供了最好的“武器”。在《我们需要杂文》 中,丁玲在“民主”话题下重提鲁迅式杂文的必要性:“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在这里,杂文成为传达意见的首要方式,并被放置在“少数人”提出“真理”的情境下。丁玲显然意识到在延安这一“进步的地方”提倡杂文的冒犯性,她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并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批判的对象被定义为“封建恶习”,一方面在新/旧的脉络上判明问题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旧社会因袭的影响,试图将“封建恶习”与新政权分开。但接下来的话完全颠倒了新/旧的比重:“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是懒惰和怯弱”,因为所谓“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那么大,因而杂文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呼应丁玲的观点,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 肯定了杂文批判对象的存在毋庸置疑,并表示:“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这一时期丁玲的杂文,有时是批评文艺界的清规戒律和套话(《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或是批评创作仅止于印象式的材料,而缺乏对材料的创造性使用(《材料》);在《干部衣服》里,丁玲则批评了延安根据服装、以马代步等形成的无形等级。类似的问题在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的杂文中都提到过,批评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批杂文的出现,可以说是抵达延安之后的部分文化人关于革命政权的建制所发出的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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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左岸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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