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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更新时间:2011-03-13 23:32:48
作者: 石斌  

  完全另起炉灶既不明智,也不可能。一切现实思想都是历史的,理论本身也有历史,人们无法凭空出新,只能推陈出新,理论创新的能力与了解过去思想、利用历代"集体智慧"的能力成正比。按照伯克的观点,当代人必须同历史对话,因为我们不过是传统所塑造的国际社会的临时管理者。不了解思想历史渊源,要真正理解当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恐怕相当困难,剔除修昔底德、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成果,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肯定面目全非。因此,卡尔、摩根索、布尔、沃尔兹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非常重视对国际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解,而葛兰西、阿伦特、沃尔泽、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同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家。卡尔的思想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媒介而得益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尼布尔和巴特菲尔德的思想带着基督教悲观主义的基因,斯派克曼的思想基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摩根索的思想得益于韦伯的社会学。沃尔兹固然以《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名世,但他本人却非常重视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人、国家与战争》、"康德、自由主义与战争"等论著便是精研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结晶,也是其理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作用还在于,有助于防止理论家过分强调当代问题的独特性或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思想史通过将政治定位于更大的历史时空,可以使当代人意识到某些看似新颖独特的问题有时不过是一些由来已久的核心主题的变种,当代人对它们的思考也不见得就比前人高明。思想史通过展示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潮、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有助于培育谦虚、宽容和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避免理论上的片面化与独断论。

  国际思想或者更一般地说政治思想的经典文本不仅论及与"实体理论"有关的大量现象领域从而有助于拓展理论的视阈,还就理论本身的性质、目的以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根本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因此有助于丰富国际关系的"元理论"研究,推动学科本身的自我反省。康德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例子。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世界政治的经验本质,也涉及国际理论的本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些据称反对传统主义的当代理论家也从中受到启发。例如批判理论家林克赖特就在怀特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三分法,而这正好对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兴趣"问题上所区分的三种理论。(A.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1990, pp. 8~10)

  思想史的参照,还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传统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歧。我们知道,17世纪以来就有笛卡尔式与帕斯卡式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分歧,19世纪中叶以后更有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们其实并无优劣之分(例如韦伯早就指出两者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并不具有永恒的中立性,而总是蕴含着人类既有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去理解科学,进而消弭双方的对峙。最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最终的问题在于国际关系学的"目的"是什么。(A.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74~475页)国际思想史本身属于人文学,"思想传统"具有政治哲学的意蕴。我们既需要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也需要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来为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基础。国际思想史的根本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四

  

  不过,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实际价值取还决于人们的利用方式,对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类、选择和利用,直接影响到有关理论的内容和风格。思想史上有无数"对子",如主体/客体、秩序/无政府、国际/国内、中心/边缘、自由/必然,人们经常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等级,两端之间往往还有个中间派。与此种思维方式有关,对国际思想传统的分类也以二分法与三分法最常见。二分法的内涵大多相似,如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辉格传统对托利传统,其中卡尔的论述堪称经典。三分法更是五花八门,怀特的模式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五分法。T. 纳丁等人甚至概括出12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传统。显然,这与分类标准和着眼点有关,眼界越窄,"传统"自然也就越多。

  然而,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论标签的局限性。任何分类都难免有简单化之嫌。在实践中各种"传统"既非泾渭分明,也非完全相互排斥。具体思想家的思想成分也比一般的理解更为复杂。维多利亚的思想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但他对人类理性与平等的推崇又使他成为"第一个革命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本人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卢梭通常被划入现实主义阵营,这在一些人看来也近乎武断,因为他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绝不亚于对现实主义,康德的和平哲学就直接受惠于他,而康德本人也被一些人认为需要从"康德派"中"营救"出来;黑格尔恢宏的思想体系更可以说兼容了怀特三大传统的成分;格老秀斯的主权概念和国际法主体观念本来含糊不清,他将自然法和国际法笼统适用于主权和非主权实体。怀特和布尔等有意忽略这一特点,目的是为其最初具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理论服务;(详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西方思想的三大根源也经常被后人用来解释相互对立的东西,人们同时援引新约与旧约来说明奴役与自由、屈从与革命、民主制与君主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合理性,希腊理性主义也被同时用来支持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舆论审查与思想自由等相互矛盾的体制。(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New York, 2000, p.5)这说明了思想史的当代性和认识的主观性,"六经注我"是思想史研究的常见现象。世界日新,思想史也常"读"常新。思想史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统一的规定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不可能全靠过去的知识与经验,人们总是从当下的主客观条件与需要出发去理解甚至"建构"思想史。

  因此,理论对思想史的利用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是:绝不能把各种思想传统看成是僵硬不变、彼此孤立的东西,把各种分类视为可以对号入座的标签,从而造成思维定势,使理论脱离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国际政治的真谛不是来自任何一种思想模式,而是来自它们之间的辩论。其次,必须避免过分强调某些议题而忽视其他议题,或者仅仅关注某种"传统"的立场或结论而忽视问题本身的价值,或者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与层次视为恒久不变的概念或唯一合理的分析层次,将思维局限于它们所预设的研究路径。这不但会使研究议题趋于固化,理论视域逐渐封闭,选择的自由变成几种思想模式所强调的主题之内的自由,还可能造成理论思维的僵化和对理论现状的满足。第三,必须避免作简单的历史类比,忽略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成为主流或发生效用的具体条件,或者为了迎合眼前的潮流与需要任意裁剪、扭曲思想传统的历史图景,从而使其他可能的思想选择被人为遮蔽。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有关,西方、尤其是近现代欧洲思想家在国际思想史上通常占据突出位置。但在成员结构与文化价值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全球体系中,继续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显然已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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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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