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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振娇:地方议会制度在清末实验的反思和启示

更新时间:2011-03-09 18:09:23
作者: 刁振娇  

  

  清末,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切不甘亡国的中国人被迫开始对本国传统的专制制度进行反思,并对其价值产生了怀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与那些强国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身处王朝更迭期的清廷统治者面临着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也在寻求自救的途径。地方议会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了,开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次实验。用西方议会制度的标准来衡量,谘议局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地方议会,但在中国,它毕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一个民选的代议机关。与议会制度在西方国家成长及发展的历程相比,各省谘议局在清末的实验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同。但是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议会制度的实验,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标志着近代中国已经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了,中国民众藉此机会初尝了参政的滋味,并且为民初议会制度的构建与实施以及今天的宪政建设留下了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和启示。

  

  一、 对议会制度在清末传播的反思

  

  与议会制度在其本土产生的缘由、过程、理论渊源及其性质、地位相比较,其进入中国后呈现出了许多“中国特色”,而这些“中国特色”与其在中国实验的失败结局密不可分。

  

  (一)概念上的误读

  

  清末,当中西不同的政治制度会面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反差极大,中国社会对这种制度的理解是非常费力的,表达的偏差也是在所难免的。

  最早将“议会”概念引入中国的是清朝末期的一些开明地主和出国使臣。他们把西方的议会制度作为一种“夷情”介绍给中国,魏源在《海国图志》书中把英国的“Parliament”直接音译为“巴厘满”,用“部民”指称众议员,用“绅者”指称参议员。“甘文好司衙门”也是他们翻译议会、国会时的另一个用语。稍晚些时,清廷派到外国的使节们在自己的日记或随笔中对西方的“Parliament”制度时有记录。张德彝于《使英杂记》、刘锡鸿于《英招日记》、宜厚于《初使泰西记》中将“Parliament”称为“会堂”。郭嵩焘于《使西纪程》、张祖翼于《伦敦风土记》、钱德培于《欧游随笔》、宋育仁于《泰西各国采风记))、薛福成于《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将“Parliament”称“议院”或“议政院”。在他们的介绍中,反复地出现“议”这个字。后来,“议会”一词就成了西方“Parliament”制度的中国名称。

  用什么词来翻译“Parliament”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用词选择的问题,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一种外国语汇一经翻译进来以后,人们便往往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来理解和使用它。

  “衙门”是中国官署的旧称,“会堂”是指开会的场所,这两个代称将“Parliament”指称为一个与其他官署性质相同的机构,一个集结开会的场所。“咨议”一词的意思是“谋虑”、“商量”、“评论是非”、“言论”,这些“谋虑”、“商量”、“评论是非”、“言论”的主体在市井是“民”,在朝廷是“官”,而皇帝的言论是“金口玉言”,是“圣旨”。古有征选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士作为“议民”、“议郎”,以掌顾问应对[1],设有“议院”、“议政院”作为顾问机构。在“Parliament”进入中国之初始,与人们心目中的“议院”、“议政院”相契合,这就使得“Parliament”与中国古代的朝会制度和“乡里制度”对应起来,成为一个官僚集议和地方士绅运用宗法自治的制度。这样一来,直接丢失了西方“Parliament”原本是由选民委任、代表选民的意志,代表选民的利益与国王相对抗,并进而限制王权或取代王权这样一种委托性质的认识,而将“Parliament”下降为一个官派的、进行议事、备皇帝顾问的官署机构。

  可见,西方的“Parliament”在传入中国的初始就发生了误读,而且语言对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语言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也具有了相对的局限性。议会制度在清末的初次尝试就是从这种最初的误读开始的。

  

  (二)逻辑的颠倒

  

  近代中国救国图强的斗争使得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了迥异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条特殊逻辑。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个逻辑,即15世纪有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等进行宣传;16世纪有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宣传民主、共和主张,有法国进步思想家鲍埃西等人传播自由、平等思想;17世纪格老休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思想、分权等学说产生并开始传播,之后英国立宪政体逐步形成;18世纪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法国民主政权最后确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就是遵循这一条先思想后制度的逻辑发展的。

  而中国近代民主的发展却遵循着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样一个恰恰相反的逻辑。19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始注意到了中西政制之别,言辞中流露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倾慕之情。60年代冯桂芬开始批评专制制度不如立宪制度通达民情;70年代个别改良派如郑观应等发出开设议院的议论;80年代部分洋务派如崔国因、张树生等提出立宪问题;个别改良派开始宣传“公平”思想;90年代开设议院的主张被普遍提出,平等思想开始传播。20世纪初,革命派民主思想激荡。[2]

  究其缘由可以发现,中国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欺凌之下,御侮救国的包袱一直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使得人们无暇从容思索反对专制主义的问题。这一由爱国而民主的特殊道路,使得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民主被视为救国的良药,而不是被看作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开议院的救国效用被讲得很充分,因为开议院能使上下一心,合力拒外,而看上去与救国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由、平等则被冷落。这影响了中国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再者,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悠久,可谓相当系统和发达,并一直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着,其基本的社会阶级是地主和农民。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后来民用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不管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城市无产阶级,都没有形成与处在统治地位的皇帝或是其他什么机关分割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也没有在社会上创造出因共同利益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足够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也就是说,不仅它们没有社会力量与皇帝或其他掌权者讨论分权、法治,而且在这些阶级之间或不同阶级内部,也没有真正产生以制度形式相互制约,用宪政手段或者说分割政治权力的手段划分集团利益的要求。[3]所有的设立议院的要求,都不是因社会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而是因受到了先进国家的感染以及救国图强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改良派因救国而要求开议院,革命派因救国而奋力创共和,中国的现状,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按照一般的逻辑去发展。而且,正因为如此,最初的改良者,只能寄希望予统治阶级的恩赐和施舍,所以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结局的失败。

  

  (三)理论渊源的错位

  

  维新思想家们对西方君民共主的议院政治中的君、民、政等关系,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根据中国古代古圣先资的“重民”、“治民”、“立君为民”、“爱民如子”等传统的民本思想、君民相通思想和政令公平思想去理解和接纳的,完全不是服膺于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王韬反复引证《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论断来说明民对于“富国强兵”和“盛衰治乱”的重要性[4]。郑观应引证《易经》中的“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的古老警句以及“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资于有众”等经典名言,说明君民必须相通,西方议院之设,其优越性之一即在于此。陈炽认为“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靶建铎,间师党正之遗意”[5],所以民气日舒,君威日振。何启、胡礼垣也在《新政真淦》中指出,朝廷果能“公而无私”、“平而无偏”,就应该“仿隆古辟门之法”,“开议院以布公平”,这样,政令必平,“民心必服”。[6]总之,他们认为议院与君权并无矛盾,设立议院是为了尊君治民,宣传议院是为了改善王权,美化王权,强化王权,并把王权升华到中国古已有之的“三代遗意”的“君民共治”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民治。

  由此可见,最早的中国式“议院”的理论渊源,已不再是西方议院产生之时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和有限政府等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了。维新思想家们虽然以西方为参照系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政治改革思路,却并不清楚西方各国君民共主体制的精神实质,所以他们的思路仍然拘泥于民本主义的窠臼中,其所设计的议院并非建立在分权的基础之上,也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立法机构。它规定,“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商民”[7]。“凡事虽由上下议院决定,仍奏其君裁夺”[8],都视君意而行。它对于“君权”没有丝毫制约作用,仍然是匍匐于“君主”脚下的咨询性的机构。它的作用在于改善封建政治中“上下相蒙”、“君民阻隔”的弊症,主要目的是为了“民隐上达”,“君恩下施”,缓和矛盾,清明政事。其基本职权不过是“求民隐”,“相讲求”而己。[9]所谓“民权”“议院”,其实不过是极致专权的“君权”、“仁政”内容的扩充伸展而已。关键在于“议郎”不是以“主权在民”为前提和基础,“议郎”实为钦定或官举,不能区别于贡举,不代表民众,反忠于群。总之,早期改良派的“议院论”是传统文化的“综摄作用”下所产生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他们用“上下通”来解读议会,凝结了他们想积极参政,辅佐君王,振兴朝纲,以达到古代“士”的最高境界的理想。

  可见,从议会制度在西方的土壤上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议会制度并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情境下的产物,并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议会是“民意”的代议机关,行使立法权,维护人民利益,在与其他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合作,追求着共同服务于人民与国家的最终目的。议会制度的功效的发挥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条件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移植或嫁接的。

  但在这一制度传入中国时,却丢失了其最初的“委任”与“被委任”的社会契约性质,直接与官派的、进行议事、备皇帝顾问的官署制度和乡、里依靠宗法的自治制度相对应了。并且,近代中国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发现,更多的是对其效能的发现,把其作为一个救国富强的工具,并据此决定仿效这种制度,而并不是由于自身民主制度发展的需要。于是,西方在民主化过程中缓慢成长起来的议会制度,就这样结合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在中国沿着一条特殊的逻辑,开始了其东方之旅。议会思想在中国的理解与传播已经如此扭曲,那么议会制度在中国进行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不谬以千里,也是弊病百出了。最后发现我们“在放弃昔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良好东西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现实的体制可能给予的有益东西”[10]。

  

  二、 对议会制度在清末实验过程中的反思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十三日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召开议会以前的带有议会性质的机构。九月十三日,清廷谕令各省督府在省会设立谘议局,作为议院之先声,采择舆论之所。光绪三十四(1908)年六月,清政府颁布《资政院章程》、《谘议局章程》与《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对资政院及谘议局的性质、地位、职权、职责,及其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选举区划,名额分配,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资格、选举组织、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地规定。以上各项法令的颁布,为议会制度在晚清时期的初次尝试提供了法律依据。1908年开始的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标志着议会制度在清末实验的开始。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虽然是地方性的选举,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选活动。宣统元年(1909)九月,全国除新疆由于偏远暂缓外,二十一个省谘议局同时开议,至辛亥革命爆发结束,谘议局整个运行过程不到三年。但在这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却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一)对谘议局议员选举的反思

  

  考察《咨议局章程》关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积极条件的规定[11]即可发现,这些规定有着非常明显的缺点,选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诸如:年龄要件,选举权必须满25岁,被选举权必须满30岁;性别要件,必须为男性,女性被排除在选举活动外;必须具有本省籍贯;财产、教育程度、资望、名位要件;居住期限要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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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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