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良好阅读习惯的人，对生命的理解总会比别人多一些层面，更为精细，也更为通达

中国人缺乏阅读习惯，是近年常使我困惑的一个现象。我多次在国内的公共场合——长途汽车上、候机楼里，看到一些老外，背着大大的旅行包，在嘈杂的人声里捧着一本书，读得很投入。细看那些书的封面，也不是什么经典，大抵还是流行小说之类 （但也有读狄更斯的），未必算作“高雅”，可问题是，要在周围的中国人里找到一个读书或者看报的 （市民小报也算），还真有点不容易。我想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未必个个都是向学之士，却处处看到这种景象，对比之下，令我们中国人羞愧。

按理说，中国传统本来是很尊重文字和书本的。《淮南子》里说，“仓颉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动静很大。许慎说，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是载道之器。在民间，自明清以后，惜字会一类组织广泛建立，虽与科举这一功利性目的相关，其理论依据和经典所述仍是相通的。同样，读书这一行为也具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苏东坡言：“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书人一旦建立了“士”的认同，自要超出小我，担当起“澄清天下”的使命。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字在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力，也超出了近代不少学者的想象。1907年，来中国游历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耶夫注意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不过，晚清以来很多读书人认为中国人识字率太低，导致知识无法普及，成为近代贫弱的一个主因。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对比是，日本的下女、车夫都能看书读报，所以国家才强。然而，随着教育普及的目标日渐完成，中国人的识字率空前提升，读书看报在技术上绝对不是一个问题了，阅读却仍是稀见的行为（此只是就“阅读”这一行为而言，尚不涉及“志于道”的层面）。

说来吊诡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恰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有关。在这种教育观念中，文字那与“道”相关的神圣性被褫夺了，而被当作一种简单的记录和沟通“工具”，“读书”也主要被视为儿童进入社会获得职业之前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过程。这只要看我们老是宣传“知识改变命运”即可知。其实，知识自身未必能够改变命运；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人们读书既久而习得的一种健全的人生态度。但时下所谓“教育”，并不注重人心灵的培育，实际不过是“教学”而已。

如果读书仅仅被视为一种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手段，而不是人和“道”沟通的中介，则学生一旦毕业，自然感到修成正果，无需读书了。今日也有人提倡学校毕业后还要接受“继续教育”者，或者呼吁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不过，看他们的论述，其所谓“教育”和“学习”，大抵仍是知识和技能的补充。这或者可以帮人在社会上“安身”，但绝不会帮人“立命”，而人在简单的物质生存之外，总是会遇到这个更为“抽象”的问题的。可是，学生在学校里并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毕业之后面对“异己”的社会，仍会不知所措。这类悲剧近年我们已看到太多。

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人阅读兴趣的丧失。三十年前曾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格言，这些年已少有听到，但那里体现出来的取向仍在。在应试教育中，惟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书”便是教科书和习题集，其他与考试无关者，都被视作“闲书”，最好不读（近年教育部似曾向中小学生推荐过一套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据我接触到的几个例子，学校对这套书的态度似乎仍是对待功课的态度）。这样，学生不但无法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且根本可能认为读书是一件枯燥无趣的事（我曾经翻过中学历史课本，倍感无聊；如果这就是“书”，我也宁可不读）。

当然也会有人说，像老外那样天天捧本流行小说，也未必就能“立命”。这倒是真的。但关键首先是要先从读书中体会到乐趣。我相信一个有着良好阅读习惯的人，对生命的理解总会比别人多一些层面，更为精细，也更为通达。即或是流行小说，有时也令读者灵光一闪。倘由此起步，再上层楼，有一天在下水道里也能被黑格尔照亮（参看《下水道工人的问与答》，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8日），自然更佳。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