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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

更新时间:2011-03-08 23:33:08
作者: 石斌  

  39根本问题在于“何种条件下何种目的证明何种手段的正当性?”许多经典现实主义者或道德现实主义者就持这种立场40。英国学派总体上也是如此。

  怀特对非完美主义及其形势伦理与理性主义的关联曾作过系统论述。41他指出,理性主义伦理传统坚持“双重道德标准”,即区分两个道德领域:以仁爱为原则的个人道德和以正义为原则的国家道德。政治伦理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具体处理方式中反复出现的接近于实现正义的状况。”因此一切治国方略和政治行为的模式都是折中妥协,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政治行动所固有的妥协性是人们与其必须采取行动时所处的总体形势所做的妥协,是为了适应政治环境所做的调整,而妥协的指导原则是选择次恶。‘政治行为总是追求次优,总是在两大谬误之间做出选择。’”形势伦理就是“尽量考虑时间与地点,寻求特定形势下的最佳行为而不是采用现成的解决方式”。理性主义对待政治伦理的典型态度,是认为唯一可能的道德选择是“坏的与更坏的”解决方式之间的选择。42

  上述三种立场与三大传统的基本伦理取向也有大致的对应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对号入座,例如,现实主义者既可能持非道德立场(庸俗现实主义),也可能主张非完美主义(道德现实主义)。革命主义者有的属于道德完美主义者(怀特所说的“逆向革命主义者”),即将政治伦理与个人伦理合而为一,反对双重标准,坚持在任何形势下皆有效的绝对标准。极端的和平主义者、非和平主义的威尔逊主义都是其典型。有的属于一般(正向)革命主义者,他们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认为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甚至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只有理性主义者在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在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满足“次优”而非坚持“最优”。43

  由于非完美主义本身是两种极端立场的妥协,且理性主义者和道德现实主义者都可能采取这种立场,英国学派内部的不同倾向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怀特认为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实践伦理上仍有重要区别:前者所说的政治妥协是政治家与其当时所处的总体环境的妥协,后者指的是与对手讨价还价后所作的妥协;前者的目的仍然是尽可能接近正义目标,后者则可能抛弃正义目标,使妥协成为维护自我利益的策略或技巧,也就是说放弃“次优/次恶”原则,以“需要”或“成功”为标准;前者认为手段与目的在道德上必须协调一致;后者则倾向于混淆手段与目的,仅仅强调技术上的成功而忽视根本目标。44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非完美主义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传统。就其对行为后果的不同态度而言,完美主义与非完美主义,大致相当于韦伯的信念伦理(绝对伦理)与责任伦理(结果伦理)。后者将行动的后果置于最高地位,意味着不能用抽象、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判断具体的政治行为,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责任伦理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45对怀特等人影响很大的埃德蒙?伯克也曾指出:“政治家尽管永远不应忽略原则,但仍应听从形势的指导。”46

  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其核心是政治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形势下的道德选择问题。在英国学派看来,这涉及到如何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两害相权取其轻。英国学派所探究的具体伦理问题相当广泛,涉及许多在冷战后越发突出的国际伦理困境问题。这里只能就其中几个方面略作申说。

  

    1、秩序与正义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观点相当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

  巴特菲尔德从目标与手段两个方面来论证所谓“英明的治国方略”:在目标上,必须兼顾维护本国利益与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它们都具有道德价值;在手段上,必须兼顾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47与其“技术性历史”一致,他还强调历史评价需要考虑客观环境因素对决策者的制约作用。政治家的最高武器不是道德言辞,而是审慎的外交,其前提是设身处理解对方对形势的看法,不能固守原则而忽视具体条件。48从根本上讲,巴特菲尔德坚持的是“审慎”原则,强调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怀特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国际秩序的维持既有赖于力量均势,也有赖于一套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秩序,也要关注正义。49

  布尔从内容和主体两方面对正义作了若干区分,并认为国家间正义在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类正义次之,世界正义则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秩序与正义这两种价值既有矛盾性又有相容性。秩序与正义经常发生冲突,但秩序的维持有赖于满足一定的正义要求,正义的实现以一定的秩序为条件;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因此一般被认为是比正义更高的善。但秩序并非总是优先于正义,例如亚非国家关于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正义诉求在道义上显然优先于西方殖民主义在该地区的国际秩序;秩序与各种正义目标能否成为现实,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布尔还指出,第三世界对西方主导地位的“造反”和正义变革的要求反映了人类大多数的要求,对此西方的态度应该是正确看待(承认其合理性)、自我调整(放弃某些特权)并适当满足。非西方的“造反”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总体上具有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无论从利益、秩序还是道义角度看,都必须重视第三世界关于重新分配财富与权力的要求。50

  关于秩序与正义的一般关系,文森特的观点与布尔相当一致。但文森特力图进一步克服布尔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主要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角度来探讨秩序与正义问题,这势必更多地涉及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基本价值,即主权和人权。

  

    2、主权、人权与国际干涉

  

  对西方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思考,是英国学派较早关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一个思想背景51,而格老秀斯关于承认主权与限制主权,认为国际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维护人的自然法权利对他国进行干涉的思想52,则是其理论基础。

  怀特认为,由于均势的不稳定性和国际社会成员在道德发展水平上的不均衡,适当的干涉是必要的,目的是维持均势,维护国际社会的统一性或保护人权。但由于干涉与主权相冲突,而且大国往往出于利益需要去干涉弱国,因此干涉只能作为有条件的例外而非通则,总之必须坚持实用道德与审慎原则。53布尔最初主要从多元主义角度来看待干涉问题,认为干涉与主权原则相冲突,在法理和伦理上都有疑问。干涉还意味着要秩序服从于正义,因此可能破坏共处规则和国际秩序。但他后来承认,干涉在特定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例如出于自卫、反干涉或反对外来压迫等目的或者得到国际社会集体授权的干涉。布尔在晚年虽然开始重估社会连带主义的价值,但对干涉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认为国际干涉主要是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根本原因是权力与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国际社会还不具备足够的一致性来进行合法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54

  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逐步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干涉问题,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按照文森特的“基本权利”理论,一国如果不能保护本国的基本人权,它就可能失去国际合法性。但他也意识到一个难题:干涉与秩序或者毋宁说秩序与正义的冲突。人道主义干涉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以某种社会连带主义性质的国际社会和相应的道德共识为基础,但国际共识的有限性和主权原则对于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决定了人道主义干涉只能是不干涉原则的例外。文森特还指出,即使就国际干涉的道德原则达成共识,仍需就维护这些原则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政治权衡,但人权问题非常复杂,每一个新情况都要求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不仅要求助于“理性王国”,还要求助于“权势和环境”,只能“在具体情况下竭尽所能”。55

  英国学派的一本新著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社会理论中仍然处于含糊的地位,干涉的合法性与可行性两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尽管人道主义考虑比冷战时期拥有更多的政治含量,但还不足以使国际共同体在没有其他更具体的战略或经济动机的情况下行动。冷战后西方国家政府在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但它们干涉那些其政府违反了这些规范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意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56

  

    3、国际制度的两重性

  

  怀特、布尔等都指出,均势、国际法、战争、大国协调等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维持国际秩序的同时,也常常违背(布尔甚至认为必然违背)一般的正义理念57,从而造成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因此他们强调必须坚持“次优/次恶”原则,在肯定这些制度的同时对其作用予以必要的限制。他们指出,均势制度对维护秩序有关键作用,却违背了正义原则,因为它往往牺牲小国的利益,或者允许对一个正在崛起但并未对他国造成法律或道义伤害的国家发动战争;国际法往往承认现状,包括由武力或武力威胁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因此与国际正义也会发生冲突;战争作为国际秩序的工具,可以起到造就或维护均势、贯彻国际法、确立或维持大国控制甚至导致公正变革的作用,但战争也可能践踏国际法、破坏均势、阻止公正变革或导致不公正变革,从而威胁国际秩序。对此,英国学派继承了格老秀斯的“正义战争”观念和有限战争原则,承认国家有战争权,但强调这必须是伦理和法律界限内有限和相对的权利,因此必须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58大国的作用也有两重性。大国通过维持地区性的霸权体系和彼此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但往往以损害小国的利益为代价。布尔认为,大国在维持秩序中的特殊作用来源于国家间权力不平等的现实,虽然有悖主权平等原则并因此有悖国际正义原则,却是维持秩序的需要。但大国的行为若不加节制也可能破坏秩序,损害正义,因此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必须具备一些前提,如避免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地位,避免采取破坏秩序的行为,满足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等等。59

  

  五、英国学派国际伦理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英国学派的国际伦理思想,总体上反映了英国等中等强国和部分中小发达国家的独特处境和视角。由于它们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也处于某种“中间”位置,因此既不像超级大国那样容易产生主导世界的强烈欲望,也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对国际现状严重不满。除了特有的思想文化渊源,这或许是他们能够以一种相对冷静、全面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一个现实背景。

  英国学派的国际伦理思想在当代条件下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适应性,也有许多无法摆脱的内在困境和局限性。

  在政治哲学上,英国学派既有温和、中庸的一般特点,也有偏于保守的一面。在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上,它属于改良派,既要求改善传统的国际关系,一般又不主张激进变革。但一些学者对维持国际秩序现状的偏重,对权力政治、大国特殊地位以及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认可,对伯克等人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推崇,对革命主义传统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对自由派进步主义史观的批评,无不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

  布尔、文森特等人承认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认为有必要在西方内涵之外的文化范畴里考察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避免过度将强者的利益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要素60。他们承认第三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政治和人们的道德态度所产生的巨大而独特的影响,并对主要反映西方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帮助人们充分理解至少从成员数量看主要由非西方世界构成的世界政治体系表示怀疑,61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大国权力政治的藩篱,对非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予以相当的关注和同情。这是非常难得的。

  但另一方面,英国学派也不可能与自己身处其中的价值体系绝缘。其参照系无疑主要是西方的价值观。一些学者强调欧洲历史经验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对于塑造现代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认为欧洲列强在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并不适用于它们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当今国际社会如果有某种文化价值基础的话,也可能并非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而产生的全球文化,而是西方文化的扩展和西方价值规范的主导地位。怀特还把现代国际社会视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并对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是否已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持根本怀疑态度。62国际社会理论的一个潜台词似乎是,只有“文明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在其边界之外是作为强势文明开发、征服和教化对象的野蛮人和原始人。

  英国学派在世纪之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显然与国际环境的巨大变迁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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