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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

更新时间:2011-03-04 22:14:54
作者: 石斌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伦理传统,现实主义以其“非道德”政治论著称,但这一特征经常被夸大或误读。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并不信奉犬儒哲学,他们始终将伦理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加以讨论,且本质上都不乏基本的道德关注,只是伦理立场的支点和道德诉求的对象与其他传统有所不同,具体的思想家在伦理问题上也有极端与温和的差别。然而,片面的人性论和僵化的国际社会观与复杂多维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非道德”论的学理立场与“人”和社会的基本道德需求之间的冲突,又使他们陷入无法纾解的困境。本文简要梳理的几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国际伦理思想表明,国际政治思考之所谓“价值中立”的企图,在理论上是徒劳的,在实践中是虚幻的。面对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政治与伦理的二元对立这种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其“非现实性”并不亚于作为现实主义伦理观之对立面的“道德主义”。

  

    一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乃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国际政治领域,以“非道德”政治论1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在不同语境又曰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

  如果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一个简洁的概括,不妨说它有“四论”:悲观的人性论、国际体系无政府论、强权-利益论、“非道德”政治论。前两者被视为当然的理论前提,后两者则是它们的逻辑结果。“强权-利益论”3与“‘非道德’政治论”其实也互为因果。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问题,成为现实主义思想家始终关注的焦点,绝非偶然,因为,人性之“善恶”基本上是个无从确证的先验命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经验上一般则不难证明。更重要的是,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每次卷土重来,都是对“理想主义”(其实质在前者看来即“道德主义”)的反动,它始终是通过对“道德主义”的批判来彰显自身的伦理立场。现实主义的根本观点,一言以蔽之,即国家的自我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原则,权力优先于正义。可见现实主义者在理论上所面临的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可以说,离开这个论题,现实主义特别是经典现实主义4的理论大厦几乎无从建立,因为他们的若干论点都是就此展开的,尽管其目的是“证伪”(即否定或贬抑道德因素的作用)而非证明。

  然而,现实主义思想家们对“非道德”政治论的具体阐述却颇多歧义。最极端的立场认为国际政治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更多的人则主张“道德相对论”,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5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认为“国家生存”、“国家利益”或所谓“国家理由”(raisond'état)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甚至是“最高的道德”;6较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的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7实际情况当然远为复杂。下面只能以几位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为例,对现实主义国际伦理观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缺陷作一简要论述。

  

    二

  

  追溯现实主义的思想源流,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是较早的两个典型。前者相对温和一些,后者则更为彻底。以他们为坐标,可以给后世的现实主义者以大致的定位。

  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辩论”一章集中体现了修氏的国际伦理思想,其核心即雅典使者在论辩中所阐述的一个古老命题:正义即强者的利益。雅典使者还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8

  这篇精彩的历史对话确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国际关系哲学的根本冲突。但《战争史》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能将作者笔下的雅典帝国主义的逻辑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他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原则,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及其价值。他固然不同意“正义的就是强大的”,但也不认为“强大的就是正义的(强权即公理)”。对于极端的现实主义----在雅典那里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对政治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能够清楚认知但并不轻易认可,这正是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的分界线。米洛斯之辩的结局诚然是“强权”压倒“公理”的一个例证,但对雅典军队屠杀奴役米洛斯人的野蛮暴行的忠实记录,也间接传达了作者的道义谴责。联系有关雅典社会内部颓败并最终战败的历史叙述,修氏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就更清楚了。正常人都有起码的道德需求,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有赖于社会基本道德共识的存在,而雅典长期推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最终反过来损害了这个道德基础,结果派系倾轧、私欲膨胀、公益无着、民心惶惶,内部斗争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并引发雅典内部革命和盟国的反叛。修昔底德明确指出,是雅典人自己打败了自己。9在他看来,对外政治需求与对内道德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如果说修氏的“非道德”论大致只限于国际政治的范围,马基雅维利却没有这个限制。以人性论与国际体系无政府论为理论前提,依据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马基雅维利强调国家的首要目的是谋求生存以及生存所必需的权势,国家只能遵循自助逻辑,追求道德或意识形态目标则有悖“事物的条理”,有害无益,对于“条约必需遵守”这一国际伦理原则,也只能从需要而不是信用出发。10他不仅肯定帝国主义是出自生存的需要,也无意强调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对于修昔底德面临的难题,马基雅维利提供的策略,一是欺骗与伪装:“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可以无需具备,必要时甚至不妨反其道而行,但却“极有必要假装具备”;二是慑服:“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已近乎愚民与高压政策。11

  为什么要“伪装”?显然因为人们一般都推崇这些品质。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有用的。”他虽然怀疑普世“共同道德”的存在,却无法否认道德信仰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现象。所以他只能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紧接着就强调,手段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生存的需要,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两者不可得兼----基于其理论前提他相信这更合乎常态----则选择后者;至于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倒可能导致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损害必要的国际声望的政策行为,则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这既不合乎道德原则,也不合乎政治原则。简言之,君主可以行恶,却不必无端作恶。12

  总之,马基雅维利虽然力图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并不否认、就其理论建构而言也无需否认伦理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他力图揭示政治自身的规律(摩根索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自主性”也不外这个意思),思考的重点在于政治“是什么”而不在于“应该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本人的确并不比人们通常的理解更合乎“马基雅维利主义”。13但他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比较彻底的。其国际政治和国际伦理观具有鲜明的结果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将“非道德”论应用于一切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必要时可以“主动”采取“不道德”但却能达到政治目的的政策,这是后世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所不敢轻易苟同的。

  

    三

  

  现实主义理论在近代一些契约论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以霍布斯的贡献最大。霍布斯的学术生涯正是从研究和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14修氏对人性和国际体系结构的解剖,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他最终在伦理问题上与修昔底德拉开了距离,尽管远不象马基雅维利那样极端。霍布斯的国际伦理观,可以说是介于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又一种典型。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及其在国际层次上的推演,是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经典论述,这里无须细说。15要言之,他认为国家间的“自然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疑惧的心理机制决定了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当然也就可以不受任何道义原则的约束。16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法”来看,他同样不否认伦理原则的客观性,但他的自然法强调国家的首要“义务”是“自我保全”,伦理原则可以通过内部契约在国家范围内产生约束力,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却不适用(康德派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人类可以走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却无法摆脱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于是霍布斯也陷入一个悖论:既承认普遍道德律令的存在,又否认其对国家的道德约束力。17霍布斯的哲学在20世纪大放异彩,主要就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当代现实主义者无不受到其影响,上述矛盾也同样为他们所因袭,尽管程度不一、表现殊异。

  卢梭的国际伦理观更温和、也更复杂。国际政治学者大多将卢梭的思想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是很成问题的。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其实也是二元的,既有接近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特征,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通常为保守主义,而卢梭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远甚于对现实主义。康德受其影响提出自己的和平哲学,开创了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伟大传统,流风所及,产生了边沁、科布登等一批思想大师。但现实主义者也能在他那里找到共鸣。这只能说明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和理论标签的局限性。

  在卢梭看来,霍布斯等人对人性的看法过分悲观,而圣-皮埃尔、克鲁塞、康德等人认为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或世界政府,或者推行民主政治、自由贸易就可以维持永久和平,则过于乐观。18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他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区别,不仅在于他对人性、自然状态以及自然法的具体看法不同,还在于他同时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道德义务,关注世界正义并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探讨世界秩序问题。19另一方面,卢梭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战争的根源和国际权势斗争的态度又是相当冷峻和现实的。他的国际政治哲学并不倚重其本来自成面目的人性论,而是对国际体系的本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结构主义阐释。就此而论,卢梭的观点不仅与经典现实主义确有共通之处,也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滥觞。他在提出具有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蓝图与永久和平方案的同时,又对摆脱现状的前景深表怀疑,他担心,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无论“公意”还是“自然法”,在国际范围内都会失去效力。总之,卢梭力图调和“是”与“应该”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最接近修昔底德,无怪许多人称其国际关系思想为“道德现实主义”,甚至说他是“苦闷的道德家”。20

  

    四

  

  以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视界举目回望,20世纪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又一轮黄金时期。当代现实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修昔底德的传统(不妨姑且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而绝少马基雅维利式的纯粹强权政治论。卡尔、尼布尔等先行者如此,摩根索在本质上亦然,更不用说怀特、布尔等人所代表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与自由国际主义又有本质区别)的英国学派。

  当自由国际主义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危机不是置若罔闻,便是束手无策之时,卡尔和尼布尔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发出了呐喊。尼布尔将基督教基本教义运用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形成“基督教现实主义”,对英美社会、宗教和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战后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就国际政治而言,除了在人性论方面更多地发挥基督教的“原罪”说,尼布尔完全用经典现实主义的语言来描绘政治“是什么”,从而对当时流行的威尔逊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又以基督教伦理原则来设计和规范政治“应该是什么”。所谓基督教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基督教应用伦理学。21

  卡尔在大战前夕对乌托邦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深入解剖和有力批判显示了先知般的洞察力。卡尔的观点有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点:其一,权力“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素。撇开权力因素,单凭道德原则、大众舆论、自由贸易以及国际联盟这些东西不足以保证和平;其二,政治活动“应该是”权力与道义的结合。尽管不能将“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以及“国际道德”混为一谈,但国际政治并非毫无道义可言。22他甚至指出,“彻底的现实主义”排除了进行有效政治思考所必须的四个要素:有限的目的、情感诉求、道德评判权和行动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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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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