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

更新时间:2011-03-04 22:14:54
作者: 石斌  

  因而是不可取的。他宣称,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摧毁了旧的乌托邦之后,仍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以摆脱“现实主义的逻辑后果”,而这个新的乌托邦主义一旦成熟,又必须接受现实主义的批判。23由此可见,卡尔的现实主义绝非单纯的强权政治论,而是试图调和政治与伦理、权力与正义的道德现实主义。

  如果说卡尔成功地摧毁了旧的乌托邦,却未能成功建立他那个新的乌托邦----即立足于政治现实的新的国际伦理思想体系。对此,倒是现实主义阵营的另一位大师摩根索看得最清楚。摩根索认为,卡尔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将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等量齐观,他深知“仅有现实主义是不够的”,因此在揭示权力现象的同时又力图超越它,竭力探询规制国际权势斗争并赋予它道德内涵的途径,这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权力本身。从根本上讲,卡尔所面临的是一个哲学困境,他企图调和在哲学上无法调和的东西,通过建立一个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理论与实践、伦理与政治的新的合题,来取代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结果必然陷入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与工具主义,使道德沦落为“规避现实主义之逻辑后果的逃路”,他最终所能开出的药方也不过是“道义与权力之间的妥协”。24

  反观摩根索本人的理论框架和思想历程,此番议论近乎夫子自道。摩根索的理论困境与此极为相似,甚至更为深刻。一方面,摩根索的思想(尤其是前期)倾向于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一元论,他认为“权力与公益”、“国家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不可能有妥协”,25因此他试图用更为简洁的命题和更为纯净的权力政治语言,来重新表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哲学意蕴和实践内涵。他将“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涵盖了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两个要素的复合概念(即本文所说的“强权-利益”)作为立论的起点,有意剔除道德因素的干扰;但另一方面,正如他的得意门生兼助手汤普森所言,他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权力或者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26如前所言,这固然是与理想主义论战和自身的理论建构所必须的,但摩根索的全部论著表明,他自始至终对国际伦理问题情有独衷,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摩根索著述丰厚,思想深邃,晚年的思想较之四、五十年代也有明显变化。但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是摩根索国际政治思考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在批评卡尔过分看重道德因素的同时,他最后仍然强调,“做一名马基雅维利是件危险的事情;做一名缺乏‘美德’(virtù)的马基雅维利则是一个灾难。”27这表明他并不认同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权政治论。对于“国际伦理的衰落”和“国际社会的毁坏”,他是深以为憾的。早在《国家间政治》出版前夕,摩根索就将其中有关“国际伦理”的一章单独发表。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讨论国际伦理问题必须反对两种极端:夸大或者否认伦理原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国际伦理体系自近代以来的出现和日趋成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必然结果,国际外交行为和国家权力欲望显然受到伦理原则的约束。但这种伦理体系自一战以来已经衰落了,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新的国家道德”取代了超国家道德,当代国际斗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冲突各方都自称是在捍卫自己唯一正确的“理想”、“原则”或“生活方式”。28这些观点显然不仅是基于两次大战的历史经验,也是彼时方兴未艾的美苏冷战的反映。

  针对上述“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摩根索经常鼓吹他的“相对主义哲学”。29但他并非彻底的道德相对论者,这从他对卡尔的评论已可见一斑。他一般不直接使用“非道德”一词,尽管他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显然涵盖了这层意思。摩根索承认,政治行为确实具有道德含义,道德律令与政治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紧张关系”。他深知完全缺乏道德依托的理论或实际政策是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也不得不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他说,国家无权让道义方面的考虑妨碍政治行为的成功,“国家本身就受到国家生存这一道德原则的激励。”“没有审慎便没有政治伦理。”而所谓“审慎”,就是要考虑道德行为的政治后果。但这项原则却有若干例外。他接着又指出,国家确实受某些“绝对的道义原则”的限制,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诸如避免大规模屠杀之类的“道义责任”,“即使此类行为有可能根据某种更高的目的----如国家利益----来加以辩护。”30这种保留并不限于某些特例,他后来甚至认为,“道德并不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侧面......它凌驾于其上,制约着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并划定了特定政治行为的正当范围。后一种功能对政治领域尤其至关重要。”31换句话说,政治判断并不总是优先于道德判断,所谓政治的“自主性”也就此打了折扣。

  在摩根索后期的文集里,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真理的声音尽管如此容易受到权力的伤害,从长远看却比权力有更强的复原能力。它所建立的心灵与精神的帝国能够给权力的帝国打上自己的印记,并比它有更强的生命力......历史一再证明,真理确实可以使人‘以新的眼光看待许多事物’,而一旦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就可能以新的方式采取行动。”但这种看似乐观的信念并未改变摩根索历史观的悲观实质。他的理论十分倚重人性前提,而他对人性的看法实在过于悲观:“人太无知、太自私、太卑劣”,因此他接着又断言,“人类不可能实现正义,此乃人性使然。32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他也只能说:"某种有待探询的、客观的道德原则的确存在。"33

  诸如此类的矛盾与彷徨在摩根索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人对外部世界的悲观认识与内在的道德需求或许本质上并不冲突。摩根索理论的最大问题,其实恰恰在于他对“现实”的认知并不完全合乎现实,他经常将“是”与“应该”混为一谈,将“规范”当作“经验”。34照其权力政治的逻辑,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考虑,总是以增进、维持或显示权力为目的,凡与一国“权力所界定的利益”不一致的理想、观念、目标都是不真实的,“抽象的道德原则”更是不真实的。这种片面、武断的观点在经验上不值一驳。值得指出的是摩根索自身的逻辑背谬。他一方面宣称权力是国际政治中公认的最高价值,国家的权力欲望是其行为的“动力”,争夺强权是国际政治的“铁律”和“基本事实”;35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代各国都在奉行“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并强烈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他显然认为它们“应该”却“没有”始终遵循这一所谓“铁律”。在《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他忽而说美苏冲突既是政治、军事竞争,也是“两种哲学”、“两种道德原则、两种道德行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忽而又说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分歧,并指责美国政府错误地“制造和支持”了后一种流行观念。36这种一再出现的矛盾表述可以姑且勿论,但有一层意思很清楚:美国政府和民众都将美苏冷战“普遍理解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而摩根索则认为“应该”将其看作一场权力斗争。

  这就是说,摩根索所说的政治“现实”不过是他的一相情愿,与现实并不相干。这实际上是许多现实主义者的通病。对于自命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

  摩根索早年的几篇主要论文皆以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最后一本著作讨论的也是人权与外交的关系。可以说,如何摆正伦理的位置,如何处理道德律令与政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摩根索始终无法解决却又挥之不去的梦魇。有人认为摩根索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深沉的道德现实主义”,37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在外观上它更接近霍布斯而不是修昔底德的传统。

  平心而论,经典现实主义者大多无意将道德因素一概抹杀,他们对“道德过度”、“道德主义”的批判,意在反对道德上的伪善、自以为是或强加于人,尤其是反对道德、宗教或意识形态狂热驱使下的“十字军讨伐”和“精神圣战”。只是囿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他们根本无法避免其理论演绎的逻辑结果,无法厘清权力与道义的关系,无法找到道德适度的界线,这就难免顾此失彼,陷入逻辑与经验的双重困境。

  结构(新)现实主义正是试图通过修正这些前提并改进论证的方法来避免重蹈覆辙。沃尔兹自称,他与摩根索的分野,在于他认为安全比权力更重要,国际体系的结构比人性或国家行为更重要。38结构现实主义力图使其理论“社会科学化”(尽管不象行为主义那般极端),故此既不象经典现实主义那样倚重“人性”前提,也不象他们那样热衷于讨论伦理问题,因为这些更多地属于人文学的范畴。不过,沃尔兹还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自由比安全更重要。他认为,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度与自由度是矛盾的。“需要自由,就得接受不安全”。39而且,即便世界国家、世界政府可以实现并带来永久和平,它仍将摧毁人类的自由,其结果是“生存比死亡更坏”。40总之,人类不可能、甚至可以说没有必要走出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他的论说框架得自卢梭的启示,结论却与霍布斯一样,但理由又显然是照般康德的。沃尔兹还得出结论,国际社会无论是“无政府”还是“有政府”,战争的危险都同样存在。41既然如此,那便与“结构”无关了。就历史、哲学包括伦理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言,结构现实主义已是等而下之,至于此类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践意义更是无从捉摸。由是观之,结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对它的阉割。

  

    五、余论

  

  从上述几位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来看,现实主义国际伦理观的内在矛盾和逻辑悖谬是显而易见的。

  悖论之一,是以道德的语言谈论"非道德"的政治。无论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还是出于自身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现实主义者在强调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的同时,又不得不给自己的理论寻找伦理支点和道德依托,他们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企图用“国家道德”这个盾牌来抵御道义上的非难。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使他们进退两难。此种困境表明,道德原则的客观性及其价值根本无法否认,国际政治思考也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正如摩根索所说,“人是道德家,就因为他是人。”42道德共识和价值纽带也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少现实主义者已经感到,完全脱离理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固属空想,单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权衡的政策同样不现实。43

  悖论之二,是以自身的规范逻辑批判"道德主义"的规范逻辑。现实主义自称要划清“是”与“应该”的界线。但他们所说的政治现实并非完全基于经验事实。“强权-利益”论和“非道德”论的提出,正是针对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这一实际现象,其规范性质一目了然,也未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国家“应该”追求哪些利益,现实主义同样无权独断,更不能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追求的,等同于国家“事实上”在追求的。

  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和"强权-利益论"的第三个悖论,是它在实践中的困境。摩根索、凯南等人对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狂热驱使下的“十字军讨伐”和意识形态“圣战”的批评,当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政策,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特征(例如强调美国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普世性)相对照,这种批评仍然十分中肯。

  然而,正如尼布尔所言,“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客观态度所极易导致的道德犬儒主义与失败主义,甚至比没有节制的道德主义更有害。”44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和“强权-利益”论在实践中也可能导致另一个正好相反的结果。不管是出于对“非道德”论的误读还是蓄意曲解和极端化,现实主义的逻辑很容易导向道德上的犬儒主义、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缺乏节制的民族利己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被滥用一样,它同样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外衣,尽管这并非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初衷。这不啻是现实主义在实践中的最大悖论。现实主义通常认为,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驱使下的战争比单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发动的战争危害性更大。45即便此言不虚,那么,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这是道德缺位、“强权-利益论”走向极致的必然结果)岂非同样有害?何况“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对“利益”的大小和优先次序的界定,根本无法排除主观因素。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国家很容易认为,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东西便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46

  现实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历史哲学是悲观论,其政治哲学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他们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看法未免过于僵化和极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9164.html
文章来源:《欧洲》200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