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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

更新时间:2011-03-01 21:00:23
作者: 佩里·安德森  

  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

  

  六、危机与缓解为什么出现

  

  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七、来自东欧的冲击波

  

  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

  

  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

  

  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

  

  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

  

  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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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思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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