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自由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1 次 更新时间:2011-02-26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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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中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一直为中国理论界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老实讲,这也可能是中国人陷入最深而难于自拔的一个理论泥沼。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答案,让我颇为惊讶,因为从中没有看到理论的进步和突破,而是看到大家似乎还在黑暗中摸索。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可我们的人,主要是这些社会精英们,还自我禁锢在马克思布置的那个八卦阵里,左冲右突,难破重围。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中国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脱节已经达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而许多人却还懵然无知或麻木不仁。

马克思在1859年给社会描绘了这样一幅发展动力系统图谱。他认为,社会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力量交织组成。首先,是生产力,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生产工具。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生产力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为了能够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生产关系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二是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地位关系”;三是分配关系,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归谁所有,或者说,是如何分配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称之为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的上面,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也随之产生了出来,并站住了脚跟,这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说,生产力处于主动地位。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新的生产力成长、发育起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同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或桎梏。这时一场社会革命就到来了。代表社会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生产力掀起的革命打碎,然后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又组成新的经济基础,然后社会的上层建筑就会在新的基础上被改造,最后,它们也得慢慢地改变过来,以便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可以和达尔文《进化论》相提并论的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动力学说。

如果说,这样一个描述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在于马克思还承认了生产力的主导作用。生产力是主动的,其余的都是被动的,被生产力决定的。但这还不算完。这个理论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它还有另一面的叙述。这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认为,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形成以后,就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或者起阻碍作用,或者起促进作用、推动作用。

斯大林对马、恩这个理论进行了发展,表述得也最为直白:“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起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起初,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地还是强调生产力的主导作用。虽然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但还算是坚持了他们所声言的“唯物主义”,当他们把问题再颠倒过来,论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时,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他们自己也在不自觉中滑向了唯心主义——凭主观想象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认定生产力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生产力决定一切,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一致,这呈现出来的巨大差别,显然还与制度、政策、文化、地理等等因素有关,于是就不得不回过头来,再看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它们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说阻碍作用,这符合他们开始时的逻辑思维,没有问题。但说什么“相互作用”、“反作用”,就完全是一种想象了。从物理学的观点看,相互作用,就是A对B有力的作用,同时B对A也有力的作用。A、B都是原动力。这里已经没有了主动和被动之分了,到底是谁作用于谁,已经被混淆了。所以到这时,怎么样解释都可以了,说A作用于B对,说B作用于A也对;另外,反作用力,那是作用力作用到物体上,被物体反弹回来的一个力。反弹力方向与作用力相反,大小应该小于作用力,因为有一部分要被物体吸收掉。但不管怎么样,反作用力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动力,更不可能成为与作用力方向一致,还要起什么“促进”作用的力。把一个问题正向叙说一遍,找出原因和结果,然后又反向叙述一遍,把原因和结果又倒置过来,结果变成了原因,原因又变成了结果。可怪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却纷纷赞曰,这可是达到极高境界的的辩证法!其实这已经是地道的诡辩术了。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叫《重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最早提出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当然,我是把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罪责都归之于斯大林了,在当时也只能这样,否则文章就不能发表了。在文章中,我有一个比喻。我说,生产力好比是儿童的脚,生产关系好比是儿童的鞋。鞋不能促进脚的生长,只能适应脚。脚长大了就要换鞋,不换鞋,就会束缚脚的生长。再愚蠢的母亲也不会用做大鞋的方法去“促进”脚的生长。儿童脚的生长是由营养、遗传基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马克思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恰恰是用做大鞋的办法来促进脚的生长。这是回想起来就让人心痛的往事。

说来也不奇怪,在苏联政权建立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而被卷入的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在这样的国家谈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显然是不符合那些激进革命家的革命要求的,所以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必然要被突出出来。那就是先夺权,夺权后再说发展。

中国在建国后,就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不断升级,最早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把土地改革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到人民公社时,全部又收归为准国有了;在城市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消灭了资本家、企业主和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国家从此就“被”进入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发展阶段。不幸的是,凡是这样做的国家,社会生产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1932-1933年的集体农庄运动导致的大饥荒,再加上政治迫害,大概死亡了三千多万人。仅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饿死人数还要多得多!中国在1959-1962年也大约饿死了四千多万人!

这就是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理论的血淋淋的实践!

我说,如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理论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在于起初它还是把生产力放在了中心位置,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来说明社会发展动力应该是生产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动力,其实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为生产力包括“人”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而生产工具又是由人制造的,所以生产力的标志或者说生产力的核心内容就是“人”。说人推动了社会前进,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连小孩子也知道,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今天创造的一切。所以回答说人创造了除去大自然给予人类以外的一切,是人推动了社会前进,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问题的最终答案必须要说明,人到底是怎样创造了世界,怎样推动社会前进的?还有,既然社会都是人推动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得就快,而有的国家发展得就慢,甚至到今天,在亚马逊流域的森林里还生活着原始民族?这是不是仅仅是由于人种的差别造成的?

回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去论证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纯粹是玄学功夫——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涂。让我们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完全可以说明。设想,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有一个氏族,大家以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和种籽为生。当采集到坚果时,大家就用牙齿把坚果咬碎,才能吃到里面的果实。用牙齿破碎坚果,费力又没有效率,弄不好,还要把牙齿硌坏,更有的坚果,用牙齿根本就对付不了。可是该氏族中的人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就这样地生存着,大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终于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个人突然想到,坚果之所以能被牙咬碎,是因为牙齿比坚果还要坚硬,如果把坚果放到像牙一样坚硬的东西中间,用力挤压或打击,不也可以把坚果弄破,吃到里面的果仁了吗?他这样一想,然后就把想法付诸行动。他把一枚坚果放到一块大的石头上,又拿起一块小一点的石头,向坚果砸去。坚果破碎了,很容易地就吃到了里面的果仁。他的做法被氏族里其他人看见了,他们纷纷起而效仿,一时间,整个氏族里的人都知道并且也学会了用石头去对付坚果——不管坚果有多么坚硬,在这群人面前都被彻底征服了,而且保护了牙齿,提高了效率。我们看到,一个氏族从此就告别了用牙齿对付坚果的历史,而纷纷用起了石头——石头成为了征服自然的一个有力工具。当人类在生活中这样不断地发现和使用石头工具时,对人类社会进化而言,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石器时代。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大家看得很明白,首先要有人去想,去思索,然后按照思索的结果去实践,去做。成功了,大家都来学习,把个别人的成功实践,变成大家的或社会的实践。一个“社会”就这样被人推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所以,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就是两个字:想和做。

真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有时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看到这样的结论,我知道,肯定立刻就会有人提出质疑:想和做,谁不在想和做呀?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和做。全世界的人都在想,也都在做。美国人在想,在做,中国人也在想,也在做,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国家与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那么大的发展差距呢?

我说,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上面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非常“纯粹”的。也就是说,为了使研究直奔主题,我们抛开了许多影响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属于主题范畴内的,但是它们会对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照直说,就是人的“想”和“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虽然事情原本就是“想”和“做”,但是所有的“想”和所有的“做”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这就发生了“想成”和“想不成”,“做成”和“做不成”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差距的全部秘密其实就埋藏在这里。

让我们回到现实社会中去把它寻找出来。

在我以前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讲过凿齿族的故事。中国古代的文献和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原始凿齿部落的记载。说有些部族男女到了成年,就要敲掉上下两颗门牙。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我们姑且不管它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样的习俗对健康显然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古代,生存环境艰难,医疗条件和卫生知识又十分有限,拔掉门牙,显然就不可能长寿。所以这样的部族是不可能强大的。其发展的命运无非就是两种:第一,被其他不凿齿的强大的部族消灭或者征服;第二,改掉凿齿的习俗,使部族强大起来。

第一种情况,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分析一下第二种情况。我们假设,在凿齿部落里,有一天,突然有人对酋长和大家说,我们应该改革掉凿齿的习惯,看看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不凿齿的部落,人家生活得都比我们快乐,也强壮有力。我们的人年轻轻的,早早地就把牙全部掉光了,许多东西都吃不了,只好等着饿死,所以我们要想强大起来,必须革除掉凿齿的陋习。

这样一个改革建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全体一听,大惊失色,不可理解,是因为从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和说过。不过,慢慢地有人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表示了赞同。但是部族首领,本能地立刻就会想到,这是在向他的权力挑战。因为拔牙的习俗,这是酋长的先辈或者他本人订立下的规矩。如果这个习俗改掉了,就意味着他坚守的习俗是错误的,在领袖的位置上,是不能犯错误的,任何一个错误,都会给妄图取而代之的人提供机会。所以,酋长通常的做法就是命令把要求改掉凿齿的人杀掉——连同他的那些支持者,理由就是:谣言惑众。

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凿齿部落最后会被其他部族灭亡或被征服。被征服之后,他们将以奴隶的身份融入其他部族。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妨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该部族接纳了这个人的建议,停止了凿齿,那么该部族肯定就会慢慢地强大起来,或许在历史上成为征服其他氏族部落的种族。

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首先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产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要求大家对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一件工具、一个过程或系统做一个改变,结果大家同意了,把他的想法变成了行动,这个行动就推动了该部落社会在进化的正确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否则,该部落社会就仍然在原地踏步。

由此我们就可以悟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首先存在于人的大脑里,是思维的结果。所以一个社会给予人的自由思维的空间越大,束缚越少,被思考的东西也就越多,对社会有益的发现和发明也就越多,社会被推动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但是传统社会很难做到,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发展动力被束缚、被阻碍的例子。社会中本来已经产生了可能的动力,但是很可惜,可能的动力没有变成现实的动力,这个社会就无法被推动前进。现在让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是可能动力和现实动力。

有人说,人的需要和人的物质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错,人首先有了需要和需求,才会行动,行动就变成了历史。历史事件,都是人行动的结果。但是这样说的人忽视了一个起码的常识。就是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产生无数的需要和需求,而能够付诸行动的需要和需求少之又少。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需要和需求其实只不过是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念头罢了,不可能变成现实。另外,需要和需求只表达了一种意向,一种想获得什么东西而满足自身需要的意向。一般来说,需要和需求意向都是简单和直接的。比如,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饭。于是找来水喝,找来饭吃,需要和需求获得了满足,但这种需要和满足对历史,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把需要和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对的。科学地讲,它们只能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诱因。

需要和需求,始终停留在大脑里,是人的意识和生理反映。意识没有付诸行动,始终是意识,不会成为发展社会的动力。但是它可以成为动力的诱因,就是诱发产生动力的原因。比如,有一个部落的人迁移到了一个新地方,人渴了,想喝水,但是周围没有干净的水,于是就想到去凿一口井(凿井的想法是偶然发现而引起的。从前有人在地面上挖土,挖着挖着,从地底下冒出了水,经过沉淀,水变清了,人喝了之后,还少得病,人类从此知道了凿井),大家经过工作,把井挖出来了,该部落就有了井水吃。部落里的人,肠道疾病由此也减少了很多,死亡率下降了,部落也就人丁兴旺了起来。

我们看到,人想喝干净的水,这是凿井的诱因。接下来就要有人在头脑里思考一个打井的方案和方法。打井的方案和方法,这是迈出打井行动的第一步,但还不是打井行动,但是要是没有这一步,打井行动也不会发生,因为人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和如何打。所以我们就把人的行动之前的预先设计和思考称之为可能动力。再接下来,就是人们按着设计和思考好了的方案开始实际的打井行动。方案变成了行动,可能的动力变成了实际的、发挥作用的动力,这就是现实动力。

动力的诱因,是产生动力的原因,不是动力本身。就像地震是海啸的诱因一样,地震可能诱发海啸,也可能不诱发。海啸就是海啸,不是地震。社会发展动力本身包括两个相联系的阶段。首先要有人去思考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和怎么去做,然后按照思考出来的计划去做,去行动,这就把可能的动力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力。

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研究,凿齿部落酋长为什么不接受改革建议的深层次原因。

凿齿部落本来有两个选择,但是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结果,即灭亡的结果。这其实反映了集权制度(还有极权、独裁,我们姑且把它们看成是一回事)的普遍规律,是由集权政治的本质及其特点决定的。

我们研究人,时刻不能忘记的是,人是社会动物。也就是说人是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人性)的一个复合体。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同时面临着两种竞争。一种是种内竞争,另一种是种间竞争。种内竞争的目的就是要把最优秀的种群基因保存下来并遗传下去;种间竞争就是在不同种群之间展开的竞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物种保存、壮大起来,占据、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

看《动物世界》节目,我们也就知道了,早期的人类其实也就像动物们那样地生存着。他们首先在种群内(一个氏族或比氏族还要小的血缘体内)展开殊死竞争,胜者为“王”,也就是只有那些孔武有力的个体,才能成为氏族,继而成为部落的首领。首领享有优先交配权和食物占有权,然后才能轮到其他个体。其他个体其实也是被这个原则支配着,因而在种群内,人无形中都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处在了不同“社会地位”上。这不同的等级,自然地享受着不同等级的待遇。这就是最早的“阶级萌芽”,也就是人从动物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基因”。从动物时代开始,人就已经被放置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了,后面的历史发展只不过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和人文制度化罢了。

非常可笑的是,直到现在研究历史和社会学的人,仍然把什么原始母系制的理论奉为圭臬,说什么最早的原始社会是母系制,母系制就是女人当家,实行公有制,男人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如果我告诉他们说,人类进化的历史从来就是由男人主宰的,并且越向远古追溯,女人所处的地位越低,命运也越悲惨,他们肯定会大为诧异。其实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思考,简单的逻辑就可以证明。如果动物世界给我们展示的是真实的(种群内的竞争主要是发生在雄性之间的竞争)生活,那么为什么从动物社会进入到早期人类社会,自然规则立刻就发生了改变?柔弱的女性变成了主宰?可见,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被人用道德观篡改了的历史。是19世纪一些学者们(代表人物有原始社会学家摩尔根、恩格斯等)把当时人的道德观念即对提高妇女地位的愿望,放回到远古时代,让古人按照当时人的道德标准去完成即使是今人也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怎能想象,女人在人类还处于半人半兽状态的时候,能够凭借自身肉体力量去争得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我的研究告发现,私有制的出现,女人是最早成为私有的财产。

因为有原始公有制这样的一个理论作祟,我看到对所有原始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都无一例外地说,“这里已经处于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时期”,“开始了阶级分化和出现了私有”。对距今三千年的遗址这样说,五千年的这样说,甚至七千年、八千年的他们也这样说。原始社会,在中国永远是一个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即由公有到私有的过渡社会,几千年也没有过渡完。真不知考古学家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完全是母系社会(完全公有制)代表的遗址?我相信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因为它们不存在。

话说远了一些,让我们再回到原来的思路上来。群居动物必须要有“王”,即种群的首领。首领的出现,意味着有了“社会分工”,也意味着阶级的雏形已经形成。这对群居动物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必然。因为群体也必须像个体构造一样,由不同的器官,执行不同的职能分工,才能解决生存问题。

从氏族部落酋长,到后来国家的王,在族群内基本都是经过血战而后产生出来的,后来,组织定型以后,慢慢地产生了世袭制。世袭制对于一个族群来说,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如果没有世袭制,种内竞争就会仍然依无序的状态进行,这将是种族的一个巨大内耗,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王位的继承成本会非常高。

有了世袭制,各种社会制度也就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如果说早期的人还是以力量即以“拳头”来争得首领和王位的话,那么慢慢地就把“拳头”和“智慧”并用了。作为首领或者王,除去要率领部族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以外,还要回答部族人的精神问题。因为这时,人已经开始思考自身的来龙去脉,以及人和自然、天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就是说,首领或王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世俗领袖,而且是精神领袖了。

作为世俗领袖,他必须独裁,用暴力的绝对权威吓退所有的竞争对手,即不容许任何人觊觎他的统治地位;做为精神领袖,他也必须独裁——通过制造各类精神神话,对全体人员实行精神控制。精神控制,当然是服务于政治权力控制目的的。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凿齿部族首领一般是不会接受不凿齿的建议的。因为不凿齿的建议是由部族内的某一个底层人提出来的。这就直接构成了对领袖的政治和精神支配权威的挑战,即使提出的建议和改革意见再合理,一般也不会被采纳,因为按照等级制的规矩,说话的人并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他是没有资格表达对国家事务的意见的,只有听别人话语的权力;其次,如果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就要对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改变,而传统的一切都是首领和王在多年统治中积累形成的,是他赖以统治的基础,这是决不能随便改变的。举例说,今天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把中国女人的足缠起来,让她们成为废人的做法,可以流传上千年而不变;满州人让我们国家男人的头上都留一条辫子,这辫子一直保留了三百多年,直到满清完蛋了,才能割掉。知道了上述道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一切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生活中发式、服装、行为举止规范,其实都浸透着王的精神和意志在里面,改变这些,就是要改变王了。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都是绝对不可改变的。改变的可能虽然罕见,但仍会发生,条件是:在王权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和有限人员中提出的建议,或者是强力的王自己提出的改变建议。前者之所以被王允许,是因为无论在一个狭小范围内(朝廷),还是那些拥有有限话语权的人(大臣),他们的话语权最后仍然归结为王的话语权,对王权来讲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于是这样出现的一些改革或改良意见有时会被王采纳。当然,当这些意见或建议触及到削弱王权和王的利益(名和利)的时候,就绝对不会通过了。从近代历史的慈禧太后、蒋介石、毛泽东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些表现。

世界上的集权政治能够绵延几百年或几千年,就是因为这里面窒息了所有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只允许一个人思想,不允许所有人思想。

如果不健忘,我们还可以回忆起六十年代林彪的一些“精彩语录”:“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已经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还公然给国民灌输这样的认识,这不能不是中国现代史的丑陋的一页。

或许有人以为,集权压制人的自由思想,只是针对社会、政治方面而言是对的,在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就不正确了。谁不知道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性?难道集权者也害怕科学技术?

集权主义阻碍国家的政治进步,也同样压制科学技术的进步。

许多人或许还不清楚,知道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巨大意义,是现代人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讲,初步明白这个道理大概也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在1988年。对比世界科技的发展,此时中国人才总算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直观原因。人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当时人流行的口头禅。至于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就没有人追问了;即使追问,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过去人们并不知道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在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混淆在一起的,人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清晰的划分。还有更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科学是认识论,是对世界事物本质的探索和认识。科学是解放人的思想的,而技术是关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所以任何科学成果都是人类认识论的革命,而技术只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就行了(从前是这样)。技术可以不依赖科学而单独发展,并且还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中国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分别有7000年和5000年的历史了,那些精美的玉石器造型,令今天的人都叹为观止——进而困惑不解,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古越王勾践的宝剑,出土后依然寒光逼人,锋利无比,几千年不锈的原因,竟然是上面镀上了铬!难道中国人2500年前就掌握了电镀技术?

与技术的高度发达相反,古代中国科学是不发展的,特别是科学理论,是中国人的弱项。翻看历史典籍,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献里,找不出一部在某一领域成体系的科学论著。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大问题,容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就不进一步涉及了。

因为科学是认识论,所以在古人眼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体的。“天人感应”,就是这种一体观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思想的成果,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科学的,只要不能让王满意,或者与王的意见相左,都不会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大家都知道关于地球是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历史争论。这在今人看来,本是一个纯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可是在15世纪的西方,有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关于天文、星象、自然灾异等的解释,从来也都是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解释和说明权,也都属于王和王豢养的那些人的,其他人绝不可以乱说乱道(乱说乱道就有谋逆的嫌疑。事实上造反的人也往往利用这一点)。王既是世俗社会的主宰,也是天意的代言人。

其实只要是专制独裁,必然囊括了行政、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思想也就失去了立足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一切都由一个大脑来判定是非,除非是神仙,否则就不可能不做蠢事。苏联时代发生过米丘林、李森科的假遗传学闹剧。斯大林宠信李森科,把西方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这方面的卓越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动用专政工具,对他们加以残酷迫害。结果使苏联生物学、遗传学遭受重创,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新政权用了将近四十年时间,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沙皇俄国时代的水平。中国五六十年代也发生过“灭四害”、“炼钢铁”、“亩产几十万斤粮”的疯狂举动,著名科学家还为此做过“科学论证”。以权力干预科学,选择假科学为宠物,毁灭真科学,是这种体制下的普遍现象,而绝不是个别现象。原因就是:所有的皇帝都逃脱不掉被穿“新衣”的闹剧。中国皇帝大多数都死在了被吃“长生不老药”上。

在专制条件下,科学无法得到发展,技术是否可以呢?因为技术都是具体的,技术的发展、改进可以立即见到成效,再愚蠢的独裁者,也知道技术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享受;或者为了更现实的目的,他们还可以举全国之力,去发展某项工程,这难道不是对技术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吗?其实不然。独裁统治对技术同样是扼杀的。这种扼杀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出自垄断,只不过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罢了。

这种形式首先就是贡品。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项创造发明都是面向全社会的。创造发明者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商品化生产,让社会更多的人来购买它,消费它,从而自己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赚更多的钱。20世纪初汽车进入生活,但价格昂贵。美国的老福特发誓说,五年之内他要叫福特汽车厂的每一位工人都拥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后来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汽车走入了普通人的家庭;与此相反,在专制条件下,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得到皇帝的赏识是最高的奖励。但是一旦被皇帝认可了,是好东西,立刻就会被封为贡品。贡品就是只有皇帝才能享受到的东西,其他人都不可以染指,否则就是僭越——这是一个杀头的罪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发明创造,都只会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大众产品。国家里成为贡品的东西种类越多,它们所属产业的发展越受到制约,该产品也就永远地与百姓绝缘了。所以对社会而言,贡品不是通行证,而是枷锁。一种东西一旦成为了贡品,这东西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

贡品之风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毛泽东生前就有专为他一个人生产卷烟的机构组织,他去世后,该产品也就寿终正寝了。景德镇曾经为他专门生产了一套日常使用的瓷器,被称之为“毛瓷”。那套毛瓷的副产品如今已经作为文物被人高价收藏了起来。至于被毛品尝过、用过的地方特产,现在也是被商家热炒的噱头。商人们不知道,这样的贡品发现得越多,说明我们的新国家曾经距离古代社会很近,距离现代社会很远。

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家会觉得好像世界的什么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我们睁开眼睛一看,现代生活中几乎看不到一件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少有能够流传到今天,或被自己人发扬光大的。为什么?很简单,没有走向商品化生产,都只为一个人或少数人服务去了。在一个异常狭小的范围内产生、应用、保存,什么技术发明能够流传下来?

我记起了西方一位哲人给中国下的评语。他说,中国的许多发明,传播到了欧洲,对改变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它们就像死去的胎儿,被永远地保存在酒精瓶里(大意)。这话太精彩了!

还有,专制必然形成官本位。在官本位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理所当然地要向官僚阶层倾斜,权力成为了社会最值钱也是最赚钱的商品和投资。大家蜂拥而上,为官投资,拿官赚钱,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切分工、行业,都会因官本位存在而萎缩,或者直接就成了官衙的奴婢,被官役使,唯官马首是瞻。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士、农、工、商的排序,看看现在我们改变了多少?不说西方国家,就拿我们的东邻日本来说,工人在一个企业基本是终身制的,有特殊技艺的人被视为国宝,受到国家的资助和保护。反观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工人?更不用说农民了!在这样条件下,谁还愿意去学技术?纵观世界,国家的强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其实,不是那个GDP,也不是已经有的航空母舰和战车,而是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和人的综合技术水平。据说当年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就其先进程度和装备水平来讲,并不亚于日本。但是,那都是买来的,与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无关,所以还是全军覆没了 。覆灭了 就完了,后续的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在那里做个什么外壳,里面装上高价买来的芯和技术,就发狂言,老子天下第一。有人心里很清楚,大概50年后,中国还会是用整列车的玩具、牛仔裤去换飞机。

不仅如此,权力社会为了实现权力效益最大化,必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日久天长,权力浸淫到社会的机体细胞中,使每个人都会修养成高度的自律品格,即都会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该做和不能做的标准,不是有没有社会需要,也不是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而是领导是不是喜欢,能否在他那里获得通过,从而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寄希望于这样心态的国民,能够产生可以引领世界前进脚步的发明创造,大概是很难很难的。

当然,或许也有不识相的,“胆大而妄为”。但是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比如有个农民做出了一架飞机,空管对他说,你不能上天!有个人造出了一辆别样的汽车,交管对他说,你不能上路!简单地一管,什么都解决了,可是社会的活力、创造力,全没有了。美国私人可以造航天飞机,造潜水艇,可以造自己任意想造的东西,没有人去干涉,去限制。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这样的“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而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活着,什么都不能做呢?因为从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把“官”和“管”是当做一回是的(汉字起源:“官”字就是从“管”字分化出来的)。官,就是管。管,就是这不许做,那也不许干。

因为管,是行政行为中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省事的,还是最有收益的(可以通过“管住”和“放行”,明的,收取管理费;暗的,收受贿赂)。所以“管理”,在中国的传统行政中其实是谈不到的。那里只有“管”,而没有“理”

“理”,需要智慧,需要知识,需要把自己该“理”的事弄出个所以然来,这就要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以及波及、影响到的方方面面,做全面综合的考虑,看到它们的各种联系和制约,权衡利弊,才能找出切实符合社会需要的、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我们前些年,上大学,有年龄限制,上了大学不许转学,不许转系,全国统一考试,学校没权力招收什么人,不招收什么人,教授没权力讲什么,不讲什么,所谓的科研课题,是由上面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然后让全国的专家教授们去争抢。得到者,欣欣然,名利双收,得不到者,戚戚然,无所适从。本来那里是培养自由思想的地方,却没有自由,为什么这样做?回答很明白,两个字:“好管”。

所以,中国人知道了技术落后还不够,还要知道技术为什么落后。为什么落后?是因为你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用一个大脑去和人家几亿个大脑去竞争,胜负还能不清楚吗?

不能否认,给人以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社会就会有点“乱”,人就会活跃起来,五花八门的想法和稀奇古怪的行为都会涌现出来。这对于已经习惯于管理像死水一潭的社会管理者来说,就会不适应。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社会活力的表现。你不能期望所有人的思维活动都会有积极的成果。有的人会利用自由去比赛抽烟、喝酒、吃辣椒,结果胜利了,人却死掉了;但是,还会有人利用自由去思考宇宙、社会、自然、人生,于是就有了达•芬奇、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亚当•斯密等等人。社会其实就是他们推动的。如果政府出于“爱护”国民的生命,加强管制,限制这也不许想,那也不能做,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上的这两级人生都被消灭了,社会也就重新恢复到死水一潭。因为没有人是上帝,能够完成评判社会上所有是非的能力,其实上帝也不行。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深入地解剖一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前面我们谈到的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理论,这还不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真实面目,那还只不过是它的一层理论面纱。用这层理论面纱掩盖的是什么呢?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他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他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还说:“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在他们那里更进一步的形象说法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引申出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中又引申出革命(暴力革命),说暴力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应该知道,这不是历史的真实。

人在社会中被划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这都是事实。但是由此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由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来推动的,这是对整个人类进化历史的极大歪曲。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不同阶级的和平、和谐相处,利益的相互协调,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态。对立、对抗和发展到暴力冲突,只是偶然事件。把几千年或几百年的一个社会阶段看成是所有人天天都是在冲突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度过的,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尽管历史上这类事件层出不穷,但与漫长的和谐相处时间相比,仍然是不可比的。假如照这个理论,那么一个社会只有不停地打打杀杀,才能把社会推向前进,如果该社会处于风平浪静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推动力,就处于静止状态中了。但是事实告诉人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是在激烈的暴力冲突中获得大发展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一定要安定、和平。人只有在安居乐业的条件下,才能发展生产,才能够产生创造力。国家处于动乱中,生命财产不能保全,谁还有心思去搞发明创造去?

说暴力革命推动了历史,那么就让我们中国人看看中国的农民起义,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进步。中国是农民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从秦朝到建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两次,小规模的就无从详数了。但是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社会带来什么呢?,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沟壑,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原野,十室成九空。一次社会动乱就可以使几百万或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更无法估计。一个新政权建立,往往要几十年才能把生产恢复过来。请问,这样的革命是在摧残、蹂躏社会呢,还是在推动社会前进呢?

或许有人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是说战争,而是说在战争以后。战争以后,代表新生生产力的阶级上台,实施新的制度,制定新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就把社会推向前发展了。

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应该分清这样的几种情况:一,时间发展了,但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发展。也就是说历史对该社会来说,只是时间的拉长,内容没有变化;二,时间发展了,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只是生产力水平有进步;三,时间发展了,政治制度和生产力水平同时有了发展。

我们观察中国30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勉强可以属于第二种情况。就是时间漫长,政治制度原地踏步,没有变化,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但不是阶级斗争促进的。按照马克思们的说法,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农民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了新政权,中国社会应该不断地大踏步地被推向前进了,可事实却是,农民当了皇帝,或农民起义被人利用,另外的人做了皇帝,社会制度依然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所改变的是社会财产变更了主人。主奴或主仆的地位被颠倒了一下。

和平之后,至于生产力有所发展,那功劳也不应该记在阶级斗争和暴力的头上。没有听说哪一次农民起义和获得政权之后立刻就激发了社会的巨大的创造力,新的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从而推动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依然如故,从前的皇帝姓刘,现在的皇帝姓王,仅此而已。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什么文景、贞观、康乾“盛世”,但它们只不过是在封建制度框架内表现得优异一点罢了。开明一些,也富裕一些。繁华是短暂的,繁华过后依然是噩梦。谁都没有走出王朝更替,循环往复的历史怪圈。所以当我们赞美“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时候,还是深刻体会体会我们古人说的那句话吧: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到了19世纪了,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完成。马克思所居住的英国,又是最能体现时代发展脉搏的地方。工业革命显现出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连马克思、恩格斯也不由得不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人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地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共产党宣言》)

面对着社会冒出的这样强大的生产力,当然应该问一问:奇迹是谁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将它们归功于资产阶级革命。

近代史有两次被公认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是在英国,一次是在法国。英国的发生在17世纪,法国的发生在18世纪,晚了一百年。两次革命的成果,概括起来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终结了封建专制制度,开创了民主政体的新纪元。

人类社会的发展,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字历史。不同的学者们把这段历史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段。为了研究的方便,这样做未尝不可,只要能说出理由。其实在我看来,最最清楚的表达,就应该是两个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和我们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什么这是最清楚的划分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根据组成社会的理念和做法来划分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理念是人从动物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然竞争理念。就是动物如何进行生存竞争,人也一样进行这样的生存竞争,所以人类社会离动物社会并不遥远,人类社会中还能够看到动物社会的影子;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使事物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人类终于摆脱了动物的本能习性,用人类特有的理智来组织、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了,这就是契约社会,或者称之为准公司社会。这个社会完全是按照公司制度组织起来的,与公司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大股东,每个国民都只有一票表决权,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国家事务。这里的机构设置、运作方式都与公司相同。公司有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国家有公民、国会、司法、行政(总统)。权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不许独裁。

我们从这里看到,人类第一次把管理社会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到了公众自己手中,契约规则成为了遏止权力血腥争斗和权力滥用的最有力武器,社会从此步入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发展阶段(美、英、法近现代史就是证明)。这是以前的人类社会无法比拟的。

从这一点上说,人类的这一场革命确实是划时代的。这一场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份。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场革命在历史上是唯一的。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能有一次。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候所发生的暴力革命都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以这样一次革命为例证,证明所有的暴力革命都具有进步的意义,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那是荒唐的。

另外,我们一定要分清,是英法大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还是进步的社会思潮推演出了这场革命。众所周知,为这场革命进行铺垫准备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而后还有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后来还有英法荷等国大规模的启蒙运动。要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的话,他们有但丁、彼德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马丁.路德、格老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密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卢梭、毕封、博马舍等等人。是他们把对人类社会发展思考的成果,告诉世人说,人是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的一切必须以人为本。人与人是生来就平等的,不管是皇帝还是平民。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订立社会契约,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意志,这就是社会的最高权力。其实质就是:主权在民。行使最高权力的人,必须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人民也有权力罢免他,等等。

所以,英法大革命,其实就是这些自由思想成果的一次实践活动。实践成功了,社会被推动来了一次质的改变!就好像凿齿族把不凿齿的想法付诸实践一样。毫无疑问,大革命以后,为人的自由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从前加在人身上的许多枷锁都被解除了,于是各种发现、发明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这就发生了工业革命——由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一个转折,进而把人类社会推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英法大革命是人类利用思想自由成果,实现改造社会梦想的一次实践,像许多自然科学成果一样,先必须有人来自由思想,构想改造方案,然后把方案付诸行动。马克思的所谓革命理论的解释,恰巧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他把革命解释成社会进步的原因,而不是用社会进步来解释这场革命。

更要命的是,当他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来看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导致历史灾难性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既然革命有如此神奇的伟大力量,那么要想让社会有进步,就必须不停地发动革命。于是他就在资本主义刚刚进入初期发展的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下一次革命的动力源泉,企图对这个新兴的社会再一次实行革命改造。他找到了,这就是工人——他钟情的“无产阶级”。他赋予了无产阶级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立刻用暴力推翻被他斥责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已经彻底衰败,无产阶级专政将把人类引向世界大同。

现在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切都昭然若揭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资本主义初级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才只是“小荷刚露尖尖角”,更大的改变世界的威力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他已经为埋葬这个社会制度,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了。日后世界某些国家历史发展误入了歧途,马克思的理论要负主要的责任。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个阶级,像救世主一样能够拯救全世界。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幼稚和可笑。从前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都说他们要“均贫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绝大部分人起事还没有弄出个名堂呢,就已经腐败得一塌糊涂了。不用说救别人,自己怎么被别人救,还不知道呢!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应该归功于这场政治革命,也就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也不然。我在前面说过,任何革命都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好的革命或许能够废除一些陈规陋俗,为生产力开拓出一些生长的空间,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生产力即科技的发展,不是革命推动的,是基于社会需要的自由思想推动的。举例说,科技好比行进中的一列火车,不好的制度好比道路上设置起来的一道障碍。道路上有障碍,车行进不了了,需要有人把障碍清除掉。好的革命就好比是清道夫。清道夫把道路清扫干净了,列车就可以胜利地前进了。所以,好的革命也只是扮演了一个清道夫的角色,而不是推动列车的角色。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我们就会整天陷在马克思的陷阱里。像毛泽东那样整天地提倡斗,斗,斗,以为一斗,社会就有动力了,就在斗争中前进了。我们自己在窝里斗了几十年,结果如何呢?直到改革开放,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马克思以为,非革命斗争,社会就无法发展。其实改革、调整政策照样可以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注意,解放生产力,不是促进、也不是推动生产力)。拿西欧农奴制度来说吧,从13-15世纪,西欧各国先后完成了农奴制度的改革。把农奴转变成自耕农,并使其获得了一份土地(份地),据说这个改革是由封建主自己主动进行的。封建领主自己消灭了农奴制。封建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地租,还把剩下的土地直接卖给城市商人。商人雇人经营,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渗透到农村,农业也开始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没有暴力革命(圈地运动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羊吃人”,失地农民无论转为农业工人还是工业工人,他们的劳动环境、生活质量都极大地改善了),社会获得了一大进步和发展。台湾50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没有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政府赎买的方式,同样获得了成功。大陆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也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要是有人今天还以为非暴力革命的道路不能求得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那将是非常可怕的观念。

可是翻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进入眼帘的依然是阶级压迫、剥削、冲突、斗争,人类的整个历史展现在我们这里就是以血与火、暴力与杀戮连缀而成的罪行录,真实的历史,即人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科技发展、风俗、风尚、观念、信仰等等完全留不下印象。历史留在国民头脑中的除去几个打打杀杀出了名的皇帝,还有阴谋家、殉道者之外,其余几乎都是空白。近年来又加上以科学的名义推出的什么《讲坛》,更加推波助澜,难怪有人说,我们还是在给国民灌输狼性。人性呢?还在人们的头脑中被批判着呢。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想,起码应该引申出这样三点结论:

第一, 因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人的自由思想及其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只有极大限度地解除对人的思想控制和束缚,社会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还是科技发明。谁想让一个民族在进化的道路上停顿下来,就去控制那个民族的思想——不管用什么方式,禁绝的方式、统一的方式都可以。但是,当国民或许有一天清醒过来以后,这些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 当喧嚣的革命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但马克思的理论还在大行其道。这并不是社会的福音。因为压迫、剥削、阶级斗争、工人、资本家、暴力革命,会在新的条件下让人发生联想和对号入座。一旦机会来临,历史的故事就会重演。谁将成为民族的罪人,将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

第三, 历史证明,社会进步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事实上绝大多数暴力方式给社会带来的都是损害,有些损害程度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通过暴力获得的转折进步只有一次。所以暴力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类的理智、人性的完善已经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和解时代,西欧共同体的出现为人类走向大同,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接受普世价值观,让出特权和不当利益,就可以实现全民和解,消灭暴力革命。这应该是今天每一个国家掌权者最聪明、最现实的抉择。

(完)2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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