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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红:乡村政治研究三十年

——对若干分析框架的追溯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1-02-21 11:18:15
作者: 田先红  

  

  摘 要:通过检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发现,学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在深化我们对乡村政治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不仅跟学者们在理解中西方差异上的分歧有关,同时更是学界在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彰显的张力使然。为弥合这些分歧和张力,论文尝试提出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框架。国家基础权力框架不仅有利于弥合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而且能够较好地关照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

  

  关键词:乡村政治研究;国家基础权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与社会

  

  在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较多的理论框架包括制度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国家与社会以及由此生发的第三域和地方秩序框架。下文将在对这些理论框架进行检视与反思的基础上,论证国家基础权力这一分析框架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贴切性和正当性。

  

  一、制度主义框架的兴起及限度

  

  制度分析是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自亚里士多德始,政治制度就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得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被边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首先在经济学界兴起,尔后为政治学者们所采用。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是最早倡导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集中表露在他们合作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之中。[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过于简约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等弊端进行了批评,提出应该关注制度结构之类的宏观因素对人类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影响。[2]新制度主义框架尤其是其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极为强调通过设置特定的制度安排来改变或者重塑人们的政治行为。由此,人类的政治现代化就被视为一套先进政治制度替代落后政治制度的过程。

  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是与人们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如何改变农村、改造农民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甚而可言,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村变迁史。在探索改造农村的过程中,首先诞生的是制度主义路径。该路径的理论前提预设在于,农村传统观念、制度的滞后性构成了现代化的阻碍,要改造农村,就必须将一整套现代制度植入农村。早在20世纪初,晏阳初等人曾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希图用现代的思想、理念和制度来重塑农民、改造农村。由于运动自身目标的局限性,兼及缺少国民党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动员组织机制,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取得成功。建国后,解放农民、改造农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依托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密集的权力组织网络。由此,传统的家庭、家族、村落和宗教因素遭到沉重打击,农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大大增强。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中国乡村社会进入所谓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阶段。肇始于1980年代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众多学者怀揣着现代化这一理论武器,试图从乡村社会发现中国民主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宪政创新。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推动的村民自治制度,可以奠定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3]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由此得到越来越广泛地运用。[4]在许多学者的眼里,农村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只要引入现代制度,就必然能够缓解三农问题。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研究之后,学者们发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民主之路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和嵌入所能行得通,而单纯的制度分析也难以获得对各类社会事实的真切把握。这一困境表现为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上,一些学者指出,仅仅注重对制度、结构的静态化描述,必然会遮蔽许多偶然的、流动的隐秘,而正是这些偶然性、隐秘性的东西才构成了社会事实的本质,才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框架来替代过于僵化的、静态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孙立平,2002:118)“过程——事件”分析框架吸取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中注重细节和过程的优点,但它又并不是行为主义的简单复归。[5]

  在实践层面上,践行多年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效果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甚至可以说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村民选举中,家族、派性因素夹杂其中,贿选拉票现象普遍存在,而混混甚至黑恶势力的介入,更让期待乡村民主的学者大跌眼睛。[6]现实的复杂性促使人们对制度主义的适用性进行反思,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抑或其它?在这种焦虑与迷茫中,学界逐渐出现了学理上的分野。一部分学者在历经“挫折”之后走向了“回归国家” [7]之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依然继续扎根田野。[8]

  

  二、国家政权建设框架的滥觞及反思

  

  如果说制度主义框架强调的是通过引入现代制度装置来改变农村,逐渐培育起农村社会的自生能力,那么,国家政权建设框架则力主从国家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乡村政治变迁。在这一框架里面,乡村政治发展是国家主导的单向度嵌入过程,其目的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治理需求,而主要不在于满足乡村社会的需要[9]。国家政权建设概念是查尔斯·蒂利等人在研究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时提出来的。它主要指国家从多中心的、多权威的、分散割据的状态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渗透加强,人员机构不断下沉,实现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二是官僚机构的理性化、制度化加强;三是为应付大量的战争而导致国家汲取资源能力的提升。[10]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杜赞奇运用国家政权建设框架来分析近代华北的乡村政治变迁,认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出现内卷化,是由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而新的权力文化网络未能建立的结果。[11]此后,这一框架在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界迅速流行,受到众人的追捧。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这一框架作出了反思。他们认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以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为研究背景的,其所依据的是西欧的经验。近代西欧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其封建制、割据性,它们所面临的关系是国王与封建诸侯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关系。由此,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所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单向度、刻板地渗透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官僚机构和人员设置的下沉。(刘金志、申端锋,2009;吴毅,2007c:73-82)

  而中国则与之不同。自秦以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建立了制度化的官僚体系。近代西欧所面临的封建割据、权威分散和理性化官僚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都并不存在。所以,将国家政权建设框架运用到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研究时就需要格外谨慎。

  在对国家政权建设框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吴毅,2007c)国家治理转型所关注的是政权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其主要指向是现存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秩序。这一框架在希图凸显中国国情独特性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西欧经验的单向度强调”(刘金志、申端锋,2009)。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宏大关怀,也使得它所凸显的中国乡村社会经验往往成为这一关怀背景下的附属物,从而难以得到乡村政治经验的真切理解。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引入及修正

  

  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自外而内”的制度主义框架,抑或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框架,都无法准确理解中国乡村政治及其变迁。为了获得对乡村社会经验的真切理解,就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从国家转入乡村社会,从乡村社会内部发掘乡村政治运作及其变迁的逻辑。[12]这一研究进路的转变源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自1990年代初兴起,它发端于一些学者所发动的一场寻找市民社会的运动,而市民社会研究的滥觞又源于国际与国内背景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日深,致使社会领域大大萎缩,在此情况下,各国学者开始对“国家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与此同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更是直接推动了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

  就国内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能主义”(邹谠,1994)政治体制随之解体,并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幕。在这一过程中,“放权搞活”、“国退民进”、“还权于民(社会)”成为改革的主题词,国家权力总体上逐渐放开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与此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开始憧憬、展望“社会”和“民主”在中国的发育与成长。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民间组织的广泛建立,也使得学界产生公民社会兴起的幻觉。至199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研究中国问题。一时之间,“发现社会”、“市民社会”成为学者们追逐的热点,由此也诞生了众多的学术成果(邓正来,1998,2008;景跃进,1999;何增科,1997;等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成为推动市民社会研究、传播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阵地。[13]。

  受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指引,学者们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希求在中国寻找出类似的市民社会,并企望社会的发展壮大能够改变过去“全能主义”体制下国家对社会高度控制的状况。一时之间,地方性知识、公民社会成为学界流行的时髦词汇。然而,虽然有部分学者达到了这一目的,兴致勃勃地在中国寻找出市民社会的因子(王斯福,1997),但令大多数人失望的是,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14]在中国,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社会仍然受国家所规约和控制,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而只有内在于国家的社会。社会的存在,需以国家的在场为前提。

  在历史学里面,受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启发,一些历史学者打破了正统史学研究的桎楛,走向田野与经验,开启了区域社会史研究之路。行龙(2009)认为,既有关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大多关注中央高层领导人和重大事件,带有强烈的政治史色彩,为深化史学研究,需要转换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视角,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整体和全面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注重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与外界无涉的、自洽的乡村社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挖掘出地方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力量在地方相互交织与缠绕的生动场面。[15]

  在反思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时,学者们也对这一框架本身进行了修正。[16]黄宗智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恰恰相反,国家与社会往往是交互作用。与其套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毋宁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结合状态视为“第三域”。在这一领域,国家与社会都参与其中。他提出运用第三域概念来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刻板性。[17]在此基础上,黄宗智通过对清代纠纷解决档案的研究揭示出以准官员为基础的半正式行政在帝国运转中的广泛存在。他还指出,这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也得到普遍运用。[18]

  与此类似,另有学者在讨论中国乡村政治时,提出“地方秩序”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虽然学者们“发现社会”的初衷并没有实现,但却发现了一个“地方社会”,一个不同于国家宏观政治和官僚体制的地方秩序,从发现社会走向了“地方秩序研究”,而“地方秩序”则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地方秩序”是乡村社会秩序及其机制与逻辑,其中既有“国家”又有“社会”,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它化解了基层政权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自治与官治的紧张关系,从而更加贴近中国基层政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刘金志、申端锋,2009)我们看到,“地方秩序”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秉承了此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反思成果,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和“第三域”概念以及简约治理框架的表述。甚至可以认为,“地方秩序”实际上来源于第三域和简约治理,且与它们并无本质区别。

  当然,我并不想在此对“地方秩序”框架作一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而只欲图理解其在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概而言之,“地方秩序”框架主要有两层意涵,一方面,它强调中国地方社会的非正式性和非规则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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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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