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 次 更新时间:2011-02-20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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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  

末编者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部长朱良同志的这篇文章,是2010年11月20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已以序言的形式,收入了胡德平的文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一书,敬请读者垂注。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耀邦同志诞辰95周年,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就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调整我国对外战略思想的贡献谈一点情况。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工作需要调整,对外工作当然也应该调整。l977年5月,华国锋主席决定向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贺电祝贺他85岁寿辰,随后又恢复了两党关系。南斯拉夫党是1958年国际共运中第一个被我们指责为“现代修正主义”并被中断了两党关系的党。这可以说是对外工作第一次拨乱反正,但是很可惜,调整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为什么需要调整对外政策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在对外工作方面,大力落实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理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毛主席1973年同美国基辛格谈:“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l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体、六整版的纲领性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于早打大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要“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作者按:这里专指苏联)和战争政策”。l978年又向泰国总理重申了毛主席讲过的: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放弃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

1978年8月,中日双方经过三年半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方一直不愿意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怕得罪苏联,最后同意写入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谈判条约草案过程中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或钓鱼岛问题,日本外相知道中国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但因为国内有指示,于是在签约前,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时壮胆提出:因为双方有不同主张,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像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邓小平说明,那次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渔民们一追起鱼来眼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邓说:我们的方针一如既往,就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好了,我们不会动手的。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并互换了条约批准书。

中美建交谈判从1977年8月开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副总理基本同意美国驻华大使提交的建交联合公报美方新草案,但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在宣布公报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又紧急会见邓小平,要求澄清:一年后“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仍将售台武器。邓小平表示不同意,最后同意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到以后再讨论,不影响发表建交公报。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回国路经日本,又同日本首相会晤。2月17日至3月5日进行了中越边境战役,以扩大反霸统一战线。3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耀邦同志调整对外政策的努力

耀邦同志从1978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之后,就以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现在能看到的中央正式对耀邦在这方面的评价是:“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以下试从几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不是要进攻中国?

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些驻外大使对“联美反苏”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秘书长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几点体会。他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占领中国,至少得1000万军队,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泯,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友好的,对他们必须放开手做工作;边界上我们不能挑衅,那个地方是不能挑衅的;对东欧国家也要做工作。

耀邦上述“个人体会”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报告说: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二)耀邦同志是新时期中共第一位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领导人。

198l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为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外交工作。耀邦对外交工作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我们不要提“联美反苏”,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等等。耀邦这次讲话的内容很丰富,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有详细记载。

李先念和外事小组在很多问题上同耀邦的观点是吻合的。

l982年 9月 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公开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三)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总书记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从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线”。耀邦亲自对一些长住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对我们过去要他们搞武装斗争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我们给这些党充分的时间转变政策,逐步减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领导人员离开中国,年老想留在中国养老的不得再参加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做到仁至义尽的。

(四)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

1984年5月,耀邦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邓小平谈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两个转变”

l983年3月2日,邓小平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有了改变,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建设),该上的(项目)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关于“第二个转变”,在实践中又经历了几年时间。1988年第三季度,邓小平认为苏联已基本解决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1.苏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兵。2.苏从阿富汗撤兵。3.苏从中苏边境、蒙古撤兵);l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邓小平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时,戈尔巴乔夫在对苏共自我摧毁和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已取得很大成功,苏联迅速走向解体,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l989年6月以后,中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遏制、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

今天没有时间来谈中央正式评价中关于耀邦对发展我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等政党关系以及他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贡献,也没有时间来谈他的外交创新包括以身作则学习周恩来总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风格。1983年访日时,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国人民和青年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l984年来华,成功地举行了友好大联欢,但在1986年底却被指责为是一个错误。从此很久未提到这次影响很大的活动,后续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批准邀请日本200名友好联欢的参加者或他们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于2007年6月访华,成功地恢复了“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现在我国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都把大规模的青年交流作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首创的。

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的巨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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