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好“吃”字儿的北京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2 次 更新时间:2011-02-10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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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进入专栏)  

北京乃文化古都,首善之区,此地的人民识文断字者比较多,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不过,孔和尚20多年前就发现,北京的文化优势不仅体现在识文断字,其首要秘诀乃在于吃文断字也。

说到饭量,北京人是没多少优势可夸的,无论东北人民西北人民华北人民西南人民中南人民,都比北京人能吃。全国八大军区,有六大或者七大军区的饭量都超过北京。北京人在这方面也就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而已,说去上海吃饭,刚够塞牙缝的。东北人同意北京人对上海的看法,但要加上一句,到北京吃饭,也就够开胃的,刚刚把馋虫勾上来,饭已经吃完啦。不过根据健康养生理论,北京上海的吃法倒是合乎科学的。特别是北京人,将一个“吃”字发扬光大,“吃”的宾语已经不限于普通食品,而是嘴大吃八方,天地万物,无所不吃。像鲁迅说的“吃人”,周作人说的“吃烈士”,百姓们说的“吃瓦片”,干部们说的“吃老本”,还有电视里常说的“吃透中央精神”之类,咱且不论,今天单说说这个“吃文断字”。

咱们由浅入深,从吃的东西开始说。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但声调却由“西”来决定,“红”没有发言权,仿佛孩子要随父亲的姓一般。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见课本中的“西红柿”,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是“识文断字”的需要;等到一长大,他们看见“西红柿”的时候,不再是三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这个词儿的发音也是现成的,凶事,或者星势。这时候,就进化到“吃文断字”的阶段啦。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当年台湾要派几个特务来炸天安门,知道他们的港台式国语不正规,就命他们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刻苦学习了一年多的普通话,几乎达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后空投到北京郊区。不料刚进永定门,就被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问路时,问的是:“天、安、门,怎么走?”而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您跟着电台学,哪天才能学到这么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特务要是能学到这个程度,就不吃特务那碗饭了,改行当语言学家啦。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也。北大林焘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也。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经说,全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中,报站最好的是广州,最差的是北京。广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话不好,所以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下一见,系广究火切见啦。”即使发音差到这种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么站。北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天生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所以最不认真。有一条公交线路上有三个站:竹园、菊园、植物园,北京的售票员报出来都差不多是“竹园儿到啦”,要说差别,用北京话讲,仔细听也略微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这种“报站文化”,能听懂的承认那是俏皮的艺术,听不懂的感觉那就是嘴里含着个鞋垫儿,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年青的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扬起秀气的面孔,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什么站?”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天哪,把“毛主席”说成“毛r席”,把“孙悟空”说成“松空”,这都可以理解,好家伙,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孔和尚顺便给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话的常用站名儿吧。西二旗——线儿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儿口儿,体育大学——颓大学,清华西门——蛆娃修门,永安里——冤里,平安里——骈里,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窑——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圆明园——圆蜜庵儿,动物园——动员儿,蓝旗营——兰情儿,长安街——馋街,南长街——南城斤儿,北小街——表鸡儿……以上仅是孔和尚经常去的并且当场认真记录的,此外还有很多,您就举一反八,活学活用吧。

语言交际实践中,适当的“吃文断字”是合理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读就成了“zua子”,东北方言把“干啥去”急读就成了“尬蛤气”,港台国语把“这样子”急读成“酱紫”。台湾把某个粗口词,音转成“哇塞”,北京话把“丫头养的”简化成“丫挺的”再简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都应顺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据说很伟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带头说一口标准的、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不要自以为天生标准,实际上人家听了很侉,结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阂越来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

本文发表于《博览群书》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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