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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

更新时间:2011-02-09 23:55:10
作者: 刘鸿儒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请了一批苏联专家讲课,各学科都有。我在银行教研室做研究生,指导我们的教师是从苏联国家银行请来的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各科专家的讲课内容译成中文,印成黄皮书发到全国各院校和有关单位,影响很大。国务院有些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请了苏联专家。与此同时,陆续派了大批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中国是“一面倒”,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

  关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中国过去介绍了很多。我在苏联学习了理论,观察了社会,到国家银行工作过,也去集体农庄劳动过。从我个人体会看,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制度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在这种制度保障下,苏联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先进技术,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但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且航天事业长期处于领先水下。苏联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水平的人才,提高了全民的综合素质。对此,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这种体制在经济高速增长到一定阶段,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比如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口用商品花样少、供应不足,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求。我们问过苏联的教授,他解释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顶住美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这是有道理的,但他没讲制度本身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定什么价格,国家管得死死的,企业不可能创新,也不可能自由增产新产品。农村的集体农庄,集体劳动,近乎平均分配,农民没有积极性。我们在农庄劳动时看到,农民不按时下地干活,不到点就上工,离开时每人拿走很多刚刚挖出来的马铃薯。他们说,农庄主席上台一年就成了富人。能捞就捞,多少不同。在这种制度下,金融业难以发挥作用,国家银行不过是会计出纳。可见,所有制不改,没有市场,死路一条。

  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不但学了苏联的,还加上自己的许多共产主义因素。例如,苏联居民住房实行了商品化,个人可以买卖,我们是由政府和企业包下来,只租不卖。又如,公费医疗制度,在苏联挂号看病和住院不花钱,但买药自己付钱,我们则买药公家报销,造成很大浪费。又如,苏联的大学,其后勤部门,包括食堂、学生住房都是商业企业办的,而我们旧家的校长全部管,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类似的故事很多。

  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在生产关系方面推进的革命运动,—个跟一个,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农村的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H标,其集体化水平超过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我们1958年搞的国民经济“大跃进”,苏联学术界认为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至于说取消货币,取消利息,他们更是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取消了独立的银行系统,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创举”。

  

  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同俄罗斯一次到位的休克疗法不一样。我们是计划和市场并存,从计划为主逐步转为市场为主。在这个过程山,“双轨制”比较多,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之路。这种办法,好处是稳妥,不会造成人的振荡,坏处是双轨摩擦多,带来的问题也比较多。

  我们走渐进式的道路,是因为中国情况复杂,没有改革经验。中国情况复杂在哪儿呢?主要是两条: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不能私有化;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沦原理,要学会识别“姓资”和“姓社”的区别,也就是说既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又能体现出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金融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它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改革每走一步都是迈向市场经济的最敏感的高端领域,势必会涉及“外资姓社”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是一面争论一面改革,先试验再推进。

  从不准讲商业银行,到把银行改革目标定为商业银行。

  从反对银行竞争,甚至在中央文件上把“竞争”二字删掉,到鼓励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

  从只讲资金市场,到中央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

  从不准实行股份制、不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法律肯定,全面推进。

  如此等等,这种转变十分不易,需要统一认识,解决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问题,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既能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还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经济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基础。金融改革是根据经济改革的需求和进展逐步推进的,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改革超前了,条件不具备,实现不了;滞后了,会形成阻力,起副作用。

  银行改革和企业改革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经济主体。银行贷款的90%以上投入到国有企业。在财政拨款不能保证满足企业最低资本金需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资金的80%,有的甚至90%以上都靠银行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了银行贷款能否正常周转。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虽然有银行工作的原因,但保证国有企业运转是银行的政治任务,银行贷款不能选择企业和项目,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国务院为了促进银行改革,曾几次清理并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但在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负担没有减轻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不断地长出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大刀阔斧地改革,特别是推行股份制,并发行股票上市,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这就为银行改革创造了条件,银行可以自主选择企业和项目发放贷款。银行改组为股份公司并上市以后,建立了自我约束和防范风险机制,既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又增强了对企业的制约力和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银行三起三落,这次四起没落,是何原因呢?很简单,改革前农村推行“一大二公”,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银行的业务量很小:改革后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以后,不仅农业银行发展了,其他金融机构也发展了。

  银行改革与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及整个经济改革,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步形成良性循环。

  

  探索不同模式,迂回推进

  

  我们对金融改革没有经验,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探索不同模式,迂回推进。

  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桥或船。我们先动手改革四大国有银行,但改不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一个基层试验,想把柜台五个人的工作交给三个人做,用节省两个人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奖金发给留下的三个人,但做不到,因为当时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有指标控制,银行财务由总行控制,而总行财务由财政部控制。1986年,选14个中等城市推行改革试点,同样遇到整体不动、局部难改的问题。后来,我们确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先建立一批新型商业银行,选用不同模式,摸索经验,也给四大国有银行形成小小的竞争局面。

  为了摸索经验,20世纪80年代我们采取了不同模式。

  第一,在交通银行作了两个试验一是国家股、企业股和个人股组成的股份公司。个人股没有发,因为当时没有股票市场,个人股靠分红回报。分红额最低应在上缴20%红利税以后不低于同期存款利息。入股不如存款收入高,谁也不会投入。但算下来,这个负担交通银行承受不了,所以没发。二是混业经营,允许办保险和证券,后因条件不具备,分出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

  第二,试行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参股的模式,如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政府支持力度大,发展快,但政府干预多,出现了不少问题。

  第三,试行全是企业股的模式,主要是蛇口工业区创办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这种模式政府干预少,银行和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效果好。

  第四,试行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模式是深圳发展银行。这是最好的机制。

  在探索中遇到阻力难以直线推进时,我们便采取迂回的办法,创造新的模式。例如,平安保险公司以股份制的面貌出现,冲破保险业的垄断局面,但在下伸机构时阻力很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面帮助全国设机构,一面帮助横向发展,建立信托和证券公司(现在又有银行),走金融控股公司道路。招商银行成长起来以后,遇到了要不要纳入人民银行管理的国有大银行体制的问题。如果纳入了,联行结算等各种问题都方便解决。交通银行进入了,工作方便了,但四大国有银行的弊端也染上了。我们研究后确定招商银行不进入大银行系列,工作暂时有困难,但在创造新的业务品种、提高经营水平方面下工夫,取得了领先地位。

  殊途同归。改革往往是“逼上梁山”。此路受阻,另寻他路,最后达到商业化、市场化的目标。

  当然,有些改革走了弯路,没有达到目标。农村信用社脱离了农民,现在又重建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城市信用社变成了商:业银行,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为此,学术界呼吁建立私人投资的银行。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体的民生银行;建立后,业务发展了,股东赚钱了,但发展的结果变成追求高额利润的商业银行。因为银行机制决定了贷款给大企业,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而贷给小企业风险大、收益小、成本高,都不愿意做。只是依靠这些私人资本的银行,也难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看来,城市合作金融体系还是要认真研究。

  

  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道路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制度和金融市场,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缺少这种知识,更没有实践经验。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十分重要,弄明白外国是怎么发展的,然后针对中国的特点,找出结合点,研究改革道路。做到立足国情,洋为中用。

  

  打开国际视野,开阔改革思路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采取请进来介绍、派出去考察等办法,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不同市场发展水平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和实际做法,特别注意了解它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大家多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可以开阔视野,并了解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经过比较分析,可以启发我们改革的思考。

  为了帮助全国金融工作者打开国际视野,中国人民银行还把出国考察结果通过报刊迅速传播下去。例如,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但是当时的实际工作者并不清楚中央银行制度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把外国专家介绍和出国考察的有关内容写成文章,随写随发表,最后编成小册子公开出版发行,书名是《漫话中央银行》,效果较好,影响很大。

  眼界开阔了,思路就会活起来,改革就比较顺利了。

  

  比较发展模式,找出中国结合点

  

  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发展模式都不一样。我们必须比较研究各自的特点,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可借鉴的地方。

  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欧洲,特别是德国实行混合经营的制度,每个商业银行都可办成“百货公司”;日本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投资饥饿症严重,宏观调控压力大,我们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

  在资本市场方面,美国市场比较发达,日本则以银行为主。我们在80年代由于条件限制,采取了以银行为主的体制。90年代建立资本市场,较多地借鉴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做法。

  在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上,采纳各家之长,汲取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有益做法。一些个别问题的解决,听取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中央银行的建议,如国务院领导提出学外国办法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利用邮局网点多的长处,增加存款。我找日本银行总裁三重野康商量。他说,日本的邮政储蓄存款归财政部,用于政策性贷款,脱离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问题不少。后来我们接受日本的经验,决定邮政储蓄存款归中央银行调控。

  关于我国中央银行跨行政区划设立分行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重点考察了美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分行的情况。经反复研究,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地方政府管经济。企业主体是国有企业,其股东就是政府。企业由政府领导和管理,地方政府必然要管经济。真正的经济区域并没有形成。如果离开行政区划按经济区域设立分行,可能行不通,所以推迟了,20世纪90年代决定跨行政区设人民银行分行,随后证监会、保监会也照此办理,实际上效果并非十分理想。

  

  在发展中推进国际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变化万千,创新和风险不断出现,改革任务日益加重。

  原定作为改革目标的内容,现在变了。如全球银行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中国的变化速度也加快了,分业转向混业已成发展趋势。设立政策性银行是为了商业银行减轻压力,现在市场化水平提高了,政策性贷款大大减少,政策性银行改革问题迫切。

  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了。过去以银行为主的日本等国也开始转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搭建了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平台,也为国有银行改革提供了出路。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优化资产配置功能日益明显地得到体现。直接融资的比重迅速上升,将会逐步形成与间接融资平行的局面。

  最近全球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提出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金融创新和防范关系如何处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如何结合,衍生工具怎么发展,国际货币制度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如何完善,如此等等。这是国际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现在,我国的金融改革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既要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更要解决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深化改革。

  

  (本文节选自作者2009年10月著《变革——中国金融体制发展六十年》一书,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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