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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序言

更新时间:2011-02-06 21:58:51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说明:这是作者为近期出版的日文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世界史の中の中国――文革・琉球・チベット》,笔者:汪暉;译者:石井剛・羽根次郎;东京:青木社,2011年1月24日)一书所写的序言,其中有关西藏、琉球两篇文章的说明,综合了作者在为《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所写序言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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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分别写于2004、2008和2009年间。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与我对中国思想和亚洲问题的思考有一些联系,但如果没有偶然的契机,我大概不可能专门讨论西藏问题和琉球问题。这些文章在中国发表的同时,也在日本的《思想》和《现代思想》刊出,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池上善幸先生、铃木将久先生、丸川哲史先生石井刚先生和羽根次郎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初稿于2004年,后经多次修订形成现在的格局。在1989年的政治震荡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这似乎是一个迫切地需要政治介入和政治行动的时刻,但在1989年和随后两年的世界性巨变中,没有人预见到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正在降临,我们习惯的那些批判性的思想和立场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忽然失去了活力。在1994-2000年间,我先后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和《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两篇论文,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论战。在后一篇论文中,我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反政治或非政治的形态。“新自由主义有时以反政治的方式(或反历史的方式,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想对立的方式)表达自己与国家的矛盾,但这一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之间的事实上的牢固联系。新自由主义依靠超国家的和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以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形成的。”[1]这是我对“去政治化的政治”最初表述。2004年夏天,我在接受一个采访时,再次阐述了我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看法。[2]

  这一年秋天,我应邀担任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高级研究员,有机会与Alessandro Russo和Claudia Pozzana两位朋友一起阅读一些六十年代的文献,并讨论当代中国历史。也是在此期间,我开始整理有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笔记。在这次整理中,我试图解释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而不只是将之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尽管这一目标并未完成,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从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变奏中理解六十年代以致整个二十世纪的终结及其后果。在我的思考中,去政治化的政治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十九世纪以降,国家和政党笼罩了整个政治领域,而政党政治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那么,在六十年代之后,这一政党政治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1989年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中国的政治体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政党的性质和角色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其他社会区别很大,但这些变化与其他社会体制中政党-国家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发生在同一个潮流中。我在文章中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演变,即政党日益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有机部分,而不再是一个二十世纪意义上的政治性的组织。第二个层面,在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在政党和国家之外形成政治的尝试,但这些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大多以失败告终,国-党体制在六十年代之后得以巩固,但这一尝试并未伴随运动的失败而终止。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不再单纯地发生在政党或国家的空间内部,而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许多社会运动也以“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名义展开各不相同的社会实践。但是,这些尝试本身并未阻止“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深化。去政治化不但发生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也发生在新的政治领域。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重新分析了霸权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多重含义。霸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和政党这一现代政治形式内部,而且也存在于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市场的)关系之中。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互动并没有消解旧有的霸权,而是以新的方式巩固和扩展了霸权的范围。因此,重新政治化的努力必须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展开—新的政治变迁如果不考虑上述变化,而只是重复19-20世纪的旧有主导模式,我很怀疑其实质的意义。这也是“二十世纪的终结”和“重新政治化”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意义。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文是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的刺激下写成的。那年的3月14日,我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从上午起,我就不断地收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从拉萨市的商业街区发来的短信,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有时一、二十分钟,有时长一些。短信容量有限,完全限于一个人的目力和听力所及,却是身居现场者的即时报告,比任何通讯社的报道更为迅疾和真实。这个发短信的朋友是一位在拉萨做小买卖的内地人,她崇拜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但眼前发生的事情,让她困惑万分。身居现场的感受与主流媒体的报道之间有一道如此清晰的鸿沟。不久之后,以奥运火炬传递为爆发点,围绕西藏问题的冲突,在世界各大城市相继发生,海内外的媒体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方面,“自由西藏运动”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在西方社会的动员能量,而另一方面,中国海外留学生展开了保护火炬的运动,年轻一代利用网络媒体介入国际媒体的论战,一时间风起云涌,惊涛裂岸。在这一情境中,“西藏问题”、“奥运火炬问题”或“媒体公正问题”相互纠缠,要想弄清“西藏问题”的是非曲折变得更加困难了。

  四月下旬,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启程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亚。临行前一天,四月十九日,我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就“西藏问题”所做的采访。事实上,这个采访与其说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陈述我对如何叙述中国的看法。2000-2001年,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时,我正在修订《兴起》一书第二册《帝国与国家》的初稿,恰好与一群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不同类型的帝国问题,如奥斯曼、莫卧尔、清朝、俄罗斯、德国等等,以检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框架的知识系统的局限性。在那之前,我在对亚洲问题的讨论中也已经展开对中国的周边区域以及连接这些区域的政治文化的思考。在我看来,西藏问题与如何叙述中国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在苏黎世参观了题为“梦幻世界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幽灵”(Dreamworld Tibet-Western and Chinese Phantoms)的展览,策展人是人类学家马丁·布拉文(Martin Brauen)博士,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有关西藏的博物馆。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因为它不像其他有关西藏的展览那样展出西藏的文化、艺术、宗教、习俗和历史文物,而是以西方如何看待西藏为中心。这使我对西方的西藏观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也让我触摸到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堵无形的高墙。这座高墙的一侧是在欧洲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东方主义幻影,另一侧则是我自己试图突破的近代民族主义知识,而在这堵知识的高墙周边,绵延展开的则是由冷战政治造成的颓败而又坚固的壕沟。要想让人们逼近真实的“西藏问题”,就必须从拆除这个东方主义的高墙开始,否则就只能听凭那些心造的幻影控制我们的世界。从苏黎世回到柏林之后,我就开始留心相关的文献,并将阅读这些文献当作我自己思考“何为中国”这一问题时的参考资料。

  2004年6月,在年轻的人类学者萧亮中的引荐之下,我去云南中甸参加“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以西藏为主题的会议,不但在会上认识了许多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而且也在会下接触了一些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年轻人。萧亮中热心地将我介绍给他在当地的各族朋友们,而他的朋友、藏族环保人士马建中也安排了我和一些藏族青年的座谈。在会后前往德钦途中,除了与几位藏学前辈同行外,又有机会参加了他们与当地藏族青年的座谈,使我对于藏区面临的挑战、危机和可能性有了一点认识。也就是这次访问,使我在此后的几年中与有关虎跳峡水坝问题的争论结下不解之缘,我不得不多次前往云南调查和考察。藏区与我的距离突然间近了许多。2005年1月4日,萧亮中突然去世,在我和他生长的那个地区之间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但他在我与当地村民及社会运动之间连接起来的纽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我重新理解西南民族区域及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野。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卷入这些社会运动,除了上述这些偶然的现实契机之外,也是由理论思考所驱动的。1992-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那时美国学术界围绕少数民族、性别、后殖民、经典课程、文化多元主义等等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辩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各种左派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就此发表高论。与这些更像是美国国内问题的讨论相比,另一些讨论也在交替展开,例如全球化问题、伊斯兰问题、原教旨主义问题、伊朗问题、加拿大魁北克独立问题、冷战结束后的移民问题等等。我一直追踪这些讨论,并在1993年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跨文化研究项目,时间长达四十多天,其结果就是我在回国后与陈燕谷一起主编和翻译出版的论文集《文化与公共性》一书。这本书为我思考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中国的民族、区域和宗教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的线索。

  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和论辩正在展开。我对“西藏问题”的思考事也是对发展主义、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及其后果的分析,“西藏问题”有其独特性,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有机部分,不能孤立地加以分析。因此,与许多人在“3.14”事件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历史不同,我更多地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退潮以及新的市场扩张及发展主义逻辑中来分析“西藏问题”的。构成我对“西藏问题”的基本分析的,是“世俗化过程中的‘宗教扩张’”、“市场化、全球化与语言危机”、“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社会流动、移民权利与民族区域的社会危机”、“‘承认的政治’与多民族社会中的平等问题”,以及“后革命、发展与去政治化”等基本问题。“西藏问题”是独特的,但也是与整个中国与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密切相关的。

  在去博洛尼亚之前,我准备了一批有关中国民族问题和西藏历史的著作,以备在外时阅读;我的老朋友崔之元正在康奈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也是受西藏事件及其后续发展的刺激,他以无穷的精力向朋友们传送他收集到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各种文献,也给了正在行旅中的我很多方便。我不是藏学专家,深知自己对于西藏的理解十分有限;我起初只是想集中阅读,并没有准备写成文章,但在意大利期间,西藏问题如影随形,凡有公共场合,总有人问及。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决心将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记录下来。在完成文章的初稿后,我于六月初匆匆赶回北京。不久之后,《天涯》杂志在删节了部分注释后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之后,我一直有一种未完成的感觉,一年以后,2009年夏天,我终于将手头的其他工作放到一边,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一年前完成的初稿的修订与增补。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次增补和修订的产物。在这一稿中,除了对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西藏观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外,我也补充了对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与西藏问题的关系的历史分析,说明晚清汉族民族主义与藏族民族主义所共享的一些前提。事实上,在中国革命爆发之前,欧洲殖民者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关系改写了这一区域的历史联系,并用“宗主权”和“主权”等概念“翻译”亚洲区域的复杂而丰富的朝贡、藩属、属地、和亲等关系。这一概念不但扭曲了这一区域的历史关系,而且也对在新的危机中扮演着角色。修订稿对于西藏危机的诊断没有根本变化,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调查资料。我的主要的观点是:西藏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历史原因”,而需要将这一危机与当代中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在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我对民族区域及其混居性有了新的理解。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其理由正在于各民族的混居、交融,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以混居性为前提的。这一思考与我先前关于中国历史和亚洲问题的一些讨论有连贯性,但更集中于“区域”这一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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