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孝庭: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和"开发大西北"运动

更新时间:2011-01-29 19:01:38
作者: 林孝庭  

  

  

  林孝庭著 卢云译[1]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和"开发大西北"运动[2]

  

  林孝庭著 卢云译[3]

  

  摘要:本文回顾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民国时期(1928-1949)中国国民党向穆斯林统治的中国西北边疆的战略性进军。本文展示了最初虚弱的、只统治局部区域、以及战事不断的国民党政权是如何缓慢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的,南京政府虽然经常宣称对西北边疆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是无效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建立起以往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证明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扩展,以及后来4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该地区的巩固发展,意外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国民党 新疆 中国穆斯林 马步芳 盛世才 开发大西北

  

  在1999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工程。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1978年以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落伍的中国西部内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依靠发展来促进稳定"的战略,北京通过在遥远广大的西部边疆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国外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保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境安全。这个雄心万丈的工程几乎一夜之间就激发了普遍的兴奋和关注。尽管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强调"向西部"发展对维护中国边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居民普遍盼望着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面,西方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很快表示赞成该项目,因为它们用现代化和改革的话语来制定目标。而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则激烈地争论着西部大开发是否徒有其名。[4]

  

  开发西部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探究西部开发的议题时,我们发现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1928-1949),国民党当局已经努力着手一系列的"开发大西北"项目,其目的在于推动西北边疆的对外开放、充实人口和现代化。这个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努力虽然有些被遗忘,但其在内容或范围上同当前方案一样雄心万丈和积极进取,曾经也激起了同当前一样的巨大期望和全国性轰动。

  

  是什么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仅限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发动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国民党是如何应付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有效统治了广大西北边疆的中国穆斯林军阀?这些发展西北计划的后果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以一个更宽广的地理-历史视角,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工程对1949年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前共产主义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发展过程,并试图揭示中国国民党在穆斯林统治的西北边疆伺机而动的进军过程。本文展示了虚弱且战事不断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如何缓慢地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国民党政府虽然宣称对西北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却是经常没有效力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将证明的,国民党权威在西北边疆的出现,在1949年后讽刺性和意外地为后来的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寻求新的权力基础

  

  1931年9月,驻扎在韩国的日军在其指挥官命令下跨过中韩边界进入满洲南部并进攻在沈阳的中国军营。满洲的中国军队在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下没有给予日军太多抵抗,到1931年底整个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前清皇帝溥仪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紧接其后的是中国与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军事冲突。1938年1月28日,以保护租界为借口,驻扎在上海国际租界的日本海军突然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交火。这场出乎预料的小冲突很快演变成日本对上海的全面轰炸和进攻。虽然停战协定于当年五月达成,但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划出一片中立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该地区。[5]

  

  由于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急剧军事扩张,国民党最高层开始为如何确保政权安全和生存而焦虑。30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似乎在未来不可避免。因此,国民党高层领导者迫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寻找一个内陆权力基地,以承担长期抵抗日本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早期,吸引国民党高层注意的是西北地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确立为战时陪都的西南地区。日本入侵上海后,国民党立刻宣布了中国的首都暂时从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阳。虽然停火协定在上海缔结后,中央政府活动逐渐回到了南京,但陕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确立为中国的"西京",一旦沿海战事再起中央政府将会迁到西安。[6]

  

  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官,中国本部的普通汉族民众和大众媒体也很快意识到了,在面临日本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性需要。这一社会意识很明显地在逐渐增长,各种关于中国西北事务的社团、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仅1932年一年,至少有12家有关西北事务的新社团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西部边疆。这些团体出版他们的杂志和期刊,向中国本部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系统性地介绍中国西北区域。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例如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不仅吸引了学者和学生,还吸引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例如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继。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就西北事务的重要的顾问委员会。[7]

  

  3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催促中央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把西北边疆纳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会舆论同样也提醒中国本部民众开发西北对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为例,1932年4月26日其社论指出,开发西北是面临战争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以及后来的社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满洲的沦陷,中国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护。《大公报》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开发西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地区受到地方军阀无止境的战争的困扰,这些军阀只在表面上宣布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8]

  

  为了响应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在经济、工业、林业、灌溉、农牧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这个新规划,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具有部级地位的开拓委员会(Reclamation Committee)将很快建立,并在行政院直接领导下。尽管财政紧张,国民党政权宣布将会有大量的国家经费划拨给新政府部门以支持其行动。[9] 正如预期的,这份建议受到广泛的赞同和欢迎,并立刻被认为明确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实转变为对抗日本的坚固权力基地的坚定决心。

  

  但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可能不经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力同在西南一样虚弱。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甘肃、宁夏和青海等西北省份被当地的马氏穆斯林家族控制。马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中亚地区,实际上,他们开始成为独立的小朝廷。从民国建立到20年代底,马麒和马麟兄弟控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到30年代其地盘被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和马步青控制。马氏家族的另一支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南部:马鸿宾在20年代占据甘肃南部,在30年代早期成为甘肃省主席。他的表兄弟马鸿逵在宁夏当权,1931年成为宁夏省主席并统治了接下来的15年时间。[10]

  

  马家地盘的西面是中国中亚地区的另一省份新疆。新疆是一个辽阔的、遥远的、人口分散的地区,在1884年著名将领左宗棠平息穆斯林叛变并收复该地区之前,没有被清政府设立为行省。当地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很独特,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族群,他们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新疆与中国权力文化中心的遥远距离,以及交流和交通的内在障碍,使中国统治者极难把新疆和其他地区整合在一起。在1921年到1928年,新疆在前清官员杨增新的控制下,杨增新虽然承认北京民国政府拥有主权,但他实际上不受北京的制约。1928年杨在新疆被政敌刺杀,不得人心的继任者金树仁的统治比杨更腐败和无效率。1928年以后,金树仁支配的省政府更不听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新政权。在1933年春,金树仁的统治被马仲英领导的穆斯林军队所颠覆,而马仲英是统治中国中亚其他地区的马氏家族成员。[11]

  

  金树仁1933年飞离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因为在军事上的强大所以掌握了权力,南京最终也承认他为新疆的新领导者。但是,盛世才同样也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久,盛世才采取亲善苏联的政策,因为新疆在经济和交通方面与苏联更加紧密。苏联向盛世才政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持,而且不止一次地提供军事支持帮助其对抗中亚穆斯林敌军。盛世才从1933年开始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只是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12]

  

  争夺土地与政治妥协

  

  南京的蒋介石和幕僚们完全认识到,只要马氏军阀继续独立控制中国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将毫无机会来有效推行他们新提出的"开发大西北"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把西北地区逐渐转变成国民党的权力基地。但是在1933年夏天,一个机会出现了,这是权力有限的国民党自1928年上台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将权力扩展到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蒋介石的一个主要敌人冯玉祥为了打击南京政府的声誉,在绥远省组织了一支联合军队以对抗日本侵略。[13]由于冯玉祥试图在中国西北建立对抗蒋介石的政治军事联盟,南京视其为威胁政治合法性的敌人,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驻扎在战略性的北京至绥远铁路线的孙殿英部仍然宣布效忠于南京政府,其此时对蒋介石集团非常关键。如果孙殿英加入冯玉祥的西北集团,南京将面临危险的境地。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将孙殿英部离开这一危险地区,他以"殖民和开垦"荒地为借口急令孙殿英部向西前往西北的青海。孙殿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奖励他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立刻接受了命令。[14]

  

  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可以使孙殿英部远离冯玉祥集团。另一方面,以"开发大西北"的政治口号,南京操纵孙殿英部去削弱马氏家族权威,然后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但南京的精打细算却遭到了几乎所有穆斯林军阀剧烈反对。当听说可能到来的孙殿英部有6万人之众,青海省主席马麟要求南京政府收回命令。马麟不仅唆使当地藏人和蒙古人向南京抗议,他甚至威胁要辞去青海省主席。[15]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宣称由于"宁夏严重的农业歉收和粮食缺乏",他将不允许孙殿英部通过宁夏前往青海。和马麟一样,马鸿逵也威胁如果蒋介石不收回"错误的"命令他就辞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职位。[16]

  

  因为面临穆斯林军阀的极大压力,权力有限但又秉持机会主义策略的南京政府决定放弃他们利用孙殿英作为渗透西北工具的企图。1933年11月,由于西北地区日益增长的骚乱,蒋介石最终退步。他命令孙殿英部缓慢地向绥远-宁夏边境移动,然后在那里等待南京的进一步命令。同时,孙殿英的部队陷入绝境并即将面临粮食短缺,已经士气低下而且显示出情绪不稳定迹象。[17]这一危急局面促使孙殿英最终自行其是。在1934年初期,孙殿英不顾蒋介石的公开命令,命令其部队西进穿越宁夏边界,因此立刻导致了与驻扎当地的马鸿逵穆斯林军队的军事冲突。为了保护他们在西北的共同利益,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氏家族成员都派遣部队增援宁夏对抗孙殿英部。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认识到无法再利用孙殿英来对抗西北军阀,他见风使舵地改变态度,命令马氏家族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惩罚"顽固的"孙殿英。在这场军事冲突的背后,南京甚至向马鸿逵送去包括侦察机在内的精良军火,以帮助其对抗孙殿英。在三月,孙殿英的部队被击败并且最终并入陕西省卫戍部队。[18]

  

  孙殿英事件对国民党政权的威信造成巨大损害。这次事件也促使南京高级官员们认识到,马氏家族在中国西北拥有稳固的权威,很难用军事方式将他们轻易征服。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使用极端方式,从此次事件后采取和平渗透来加强国民党的影响。[19]另一方面,蒋介石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最终与穆斯林的妥协却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当西北大草原尘埃落定后,马氏穆斯林军阀继续承认南京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不仅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868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