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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刘爽:风雨兼程的艰难探索——促进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干预[①]

更新时间:2011-01-27 10:10:29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刘爽  

  

  摘要: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与改革开放相伴生并逐渐浮出水面的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危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中国政府、一些驻华国际发展机构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满足该人群对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的需求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干预。然而迄今为止刚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仍告阙如,青年人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同信息、教育和服务供给之间的断裂亦未得到有效弥合。更堪忧虑的是,许多问题有增无减,甚至还在不断恶化。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变化可谓喜忧参半,何去何从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种种事实足以表明,不失时机加快干预的步伐已势在必行,理应尽早摆上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

  关键词:中国青年;性健康;生殖健康;促进与保护;政策与实践干预

  

  一、引言

  

  自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英文简称ICPD)召开以来,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少年[②]的性与生殖健康(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促进行动经历了15年以上的艰辛探索。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与改革开放相伴生并逐渐浮出地表的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开始进入公共视野。旨在满足这个人群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及服务需求的政策与实践干预从无到有,层出不穷。这既是国际潮流助推的结果,也是中国青年人口性与生殖健康危机催生的产物。

  当前25岁以下人口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一半。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的数据(2008),2005年全世界15-24岁的青年约有11.8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8.1%;到2010年将达到12.2亿左右,占17.6%(Population Division of United Nations,2009)。如此庞大的青年人口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处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和青年几无例外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健康与发展挑战,其中主要包括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性暴力、贫困以及缺乏经济机会等等。这些性命攸关的全球性挑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1994年17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开罗出席了联合国召集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并就一系列全球人口与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这一里程碑般大会的最大亮点是成功地促使国际人口政策从关注人口数量控制转向以人的需求、福祉和权利为中心。在发展范式发生激进转变的背景之下,生殖健康与权利被确认为人口与发展的两大基石之一[③]。ICPD的一个主要愿景是在2015年之前确保所有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普遍享有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国际发展大会上被确认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议题,并且承认这个群体有权获得同年龄相符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以满足其独特的需求[④]。

  此后十多年,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青年人获取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不只是为了满足其基本需求,这也是所有青年人的一项基本诉求和权利。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了2015年以前应实现的八大发展目标。这一被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DG)的目标框架及其指标体系,多半皆与青年人的健康与发展密切关联。五年后的2005年,各国首脑再次聚首纽约。这次峰会的成果性文件再次强调“采取措施增强成年人和青少年保护自己避免感染HIV”(United Nations,2005)。各国领导人还承诺致力于实现四个新的具体目标,其中包括“2015年之前普及生殖保健”[⑤]。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被视为事关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的重大发展问题而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投资于青年人即投资于未来因而日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

  前述国际行动成为促发中国开启促进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政策与干预的一个重要契机。为了落实ICPD和次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形形色色的驻华国际发展机构、中国政府及其有关部委以及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纷纷开始引入并接纳有关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的国际理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因而成为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促进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迈入21世纪以来,国家发展观的转变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等,也为进一步促进该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提供了一个较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中国青年人口之多居于世界之最。到2008年年底,15-24岁青年占总人口的14.73%(国家统计局,2009)[⑥]。由此推算,15-24岁的中国青年约有1.96亿。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全球化时代,80和90后青年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及其影响因素,已同其父母一代不可相提并论。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引致的各种结构性变化,诸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市场改革的渗透与深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等等,常常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

  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遭遇全球化冲击之后出现了惊人的蜕变。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性成熟年龄日趋提前而初婚年龄不断推后,加之单身人口数量日益增多,青年人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许多情窦初开的青少年因好奇或一时冲动而偷尝“禁果”,并进而因“危险的愉悦”而备尝各种伤害。由于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服务及支持性环境的匮乏,青年在自由和权利扩展的同时,各种性与生殖健康挑战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未婚先孕、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不孕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以及性暴力等等,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变得日益纷繁复杂。更堪忧虑的是,如此这般林林总总的问题尚处于难以逆转的上升势头。

  性活跃的青年人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叠加风险、威胁及危机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仅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为例,伴随着性接触传播逐渐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渠道,青年人抵御HIV的易感性和脆弱性愈加凸显了。20-29岁年龄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无论在当年还是累计报告病例中均约占三成(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2007:6)。尽管中国15-24岁男女青年HIV感染的发生率仅为0.1‰(UNICEF,2010),然而这个人群艾滋病流行的风险因素却不容置疑广泛存在着。

  过去15年里,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领域发生的变化可谓喜忧参半。由于国际理念及其实践的引领,这场方兴未艾的干预实践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之上。也正因为没有现成的本土模式可以照搬和借鉴,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虽未见大起大落,但用步履蹒跚来形容则似乎一点也不为过。假如这一庞大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诉求得不到满足,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无论是切实推进ICPD和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普及生殖保健”的愿景,抑或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都将成为一句美丽的空话。

  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促进何去何从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值此之际反思过去,无疑有益立足现实,面向并开拓未来。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我们旨在对过往十多年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做一系统的梳理。

  

  二、支持性环境的初步确立

  

  最近15年来,中国对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需求和权利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下文仅从教育、信息和服务提供的角度检视政府、国际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回应与行动。

  (一)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的起步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陆续签署了一系列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书。例如,1990年正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1994年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了ICPD并承诺贯彻其《行动纲领》。1995年中国承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也做出了执行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2000年,中国开始贯彻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述承诺及其贯彻执行过程,无疑成为推动中国相关立法和政策不断完善的一个强大动力。

  尽管迄今中国尚未出台有关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的专项立法,不过1994年以来制定或修订的许多法律法规都涵括有关青年健康与发展权益的内容。例如,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此外,《母婴保健法》(1994年)、《刑法》(1997年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婚姻法》(2001年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修订)及《义务教育法》(2006年修订)等等,无一不触及青年人的健康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一些发展计划和规划也开始涉及儿童[⑦]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这一国家行动计划的若干目标也体现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纲要之中。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第38章专设有“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一节,明确提到:“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实施儿童发展纲要,依法保障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改善儿童成长环境,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2009年通过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也特别阐述了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

  关涉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的政策和立法在性健康教育、艾滋病和性侵害防控三个领域的推进尤为明显。

  (1)性健康教育: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在性健康教育的政策和立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1996年,国家教委连同其他12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普通中学进一步开展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通知》。200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各级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团校等要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设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讲座或课程。”2001年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规定“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2008年教育部推出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就健康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教学方法做出了一系列新规定。

  (2)艾滋病防治:伴随艾滋病的迅速蔓延,中国政府颁布的一些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越来越强调青年尤其是青少年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国务院先后制定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等政策文件,都密切关注青少年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健康脆弱性。例如,《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明确指出,青年和妇女以及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应成为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提到:“要特别注重在青少年中开展青春期和性健康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禁毒知识的普及教育,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中学要对入学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材料(品),开设专题讲座;普通初级中学要将上述有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

  (3)性侵害防控:性侵犯问题是近十年来一个崭新的政策关注点。2006年12月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载明:“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这系中国首次把禁止对儿童实施性侵害写入立法中。教育部、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专门发出通告,要求从制度上杜绝校园性侵害的发生。2006年教育部等11个部门又专门出台《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要求学校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政府有关部委的跨部门或多部门合作性努力也越来越多。2006年,中国启动了为期5年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活动。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印发了《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2007年6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主题为“预防艾滋,共建美好校园”的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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