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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更新时间:2004-08-17 22:58:46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近些年来,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转换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支配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精英有了那些变化?是旧精英得以延续,还是出现了与旧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也是理解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些社会中社会生活运作的重要基础。本文以资本的类型以及组成部分资本类型与精英形成的关系,来讨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和变动问题。

  

  一、总体性精英的形成过程及精英的界定

  

  让我们首先从一个虚构的个案开始。我们这里将虚构的个案案主称之为TC.1977年末,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原来以“政治思想”标准为主选拔工农兵学员的制度被废除,重新实行考试入学制度。由于这是十年中第一次以考试的标准录取学生,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历年之最。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许多人都参加了这次高考,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年考试入学的大学生,就是后来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77级”。TC也是在这一年中,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不过这里应当交待一下,TC并不是如同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直接从农村上大学的。其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同他的同学一样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而是通过其父亲的关系参了军。TC就是从军队考入大学的。TC最初考入的南方某水利学院,但他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并没有到这个水利学院报到。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于特定级别以上的老干部的子女,可以照顾在其身边就学。于是,TC进入了北方的某全国著名学府。这所学府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属于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而那个水利学院只是一般院校。

  

  当TC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出国热”。一时间,出国读书成为一种时尚。

  

  TC也加入了“出国潮”。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一个外国商人为他提供了经济担保。但TC在国外只学习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内“官倒浪潮”的吸引,只在国外拿到了硕士文凭,就回到了国内,加入了其朋友(同为高级干部子女)的公司,从事倒卖彩电的商业活动。在“官倒”浪潮退潮之后,TC进入国家机关某委,任副处长。在80年代末期,选拔第三梯队的时候升任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并内定为局长的候选人。90年代初,TC决定“下海”,在海南省注册了一个公司,从事炒买地皮。TC的公司迅速膨胀起来,TC成为一个有相当名气的民营企业家。90年代中期,“文凭热”重新抬头,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拥有硕士、博士文凭成为一种风气。于是,TC向某著名高校捐赠200万元,作为奖学金,作为交换的是以不用考试为前提,录取其为在职博士生。条件是,TC不用住校上课,其他课程走走过场,最后完成一篇论文即可。最近TC已经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关于TC个案的几点说明:

  

  1,这个个案是杜撰的。之所以要杜撰这个个案,是力图将我国近些年来存在的某种现象通过这个个案浓缩起来。

  

  2,这个个案虽然是杜撰的,但却有着经验的、常识的与初步研究结果的事实的支撑。

  

  在这些事实中,虽然并不是这样多的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其中的几个因素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事例却屡见不鲜。

  

  3,这个杜撰的个案以及本文下面所要讲到的观点,是笔者正在准备进行的一项研究准备工作之一。

  

  二、精英形成:讨论的理论背景

  

  TC这个个案所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一般将其称之为“不拉空现象”。也就是说,不放过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机会。换个角度说,是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重要的机会的时候,能够得到或利用这些机会的往往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这样的一种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时期的精英形成问题。

  

  就目前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市场改革之后,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还是改革前就起着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吗?对于这个问题,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撒列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

  

  匈牙利的汉吉斯(Elemer Hankiss)在《东欧的替代道路》一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Hankiss ,1989)。波兰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在《中断的过程》一书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了同一个过程。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Staniszkis,1991)。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

  

  但人还是那些人。

  

  对上述这种关于精英替代的理论模式,撒列尼等人将其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elite reproduction)。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撒列尼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不同,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

  

  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下向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这就是民间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作为精英循环理论代表人物的,就是维克多?倪(Victor Nee)。这突出地体现的他的市场转型理论的“权力论题”中,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假设1.而用来证明这个假设的,就是前述其在厦门郊区所进行的调查。在分别对现干部和前干部的家庭收入与其社会身份进行回归分析之后,维克多?倪得出结论说:“干部身份以及在当干部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类似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地位”(Nee ,1989)。当然,维克多?倪也并不否认干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获取不正当收入的现象。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者并不能只依靠政治资本致富,因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特权的来源(Nee ,1989)。

  

  这样的争论和分歧,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推理,而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在。问题的关键是各自的经验研究的局限以及其结论的可适用的范围。比如,经验资料收集的时间,不同地区的差异等等。为了解决上述观点的对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 )提出一个区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它通过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Akos Rona-Tas ,1994)。

  

  而就理论的逻辑而言,市场改革前后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精英的可转换性问题。也就是说,改革前精英所拥有的资本向改革后精英所需具有的资本的转换是否困难。撒列尼和特雷曼(DonaldTreiman )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TC个案的意义就在于,他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转换形式。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

  

  三、总体性精英与不分化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这个集团形成的过程。

  

  “双轨制”与“官倒”。80年代中期,鉴于市场改革的复杂与困难,在价格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在开始的时候,即1984年国务院曾经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的自销部分可以在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由定价。但到了1985年5月,这个20的限度被取消了。双轨制正式形成。到1987年的时候,以企业自由定价销售的主要工业品的比例,钢材为21.59%,电力为17.26%,煤炭为7.09%,石油为16.57%,水泥为35.1%,化工原料为36.16%,有色金属为32.54%.此外,耐用消费品为51.29%,粮食为25%(钟朋荣,1990)。本来“双轨制”的实行,目的是在价格形成上引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但由于计划内和计划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的存在,也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出现了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独特景观的“官倒现象”。一时间,倒彩电、倒冰箱、倒钢材、倒煤炭、倒石油,成为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一些后来在9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官倒”浪潮中起家和完成最初的资本与经验积累的。

  

  “官倒”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进行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计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共计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合计在3569亿元(胡和立,1989)。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更多的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外汇进入“市场调剂”,并最终并轨,这两部分的价差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且由于贷款总额的不断扩大而增加。同时,随着房地产热,地价差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人估计,1992年一年的地价差就不下1000亿元。

  

  同时,1992年国税流失大约1000亿元。应当说,这些流失的国有资产并非完全到了个人的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的收入。

  

  可以说,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市场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更进一步说,这是总体性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之前,权力只是与高标准的福利待遇相联系,而“官倒”浪潮中,权力已经与巨额财富相联系。

  

  “第三梯队”与再回权力中心。大规模的“官倒”活动虽然促成了权力与巨额财富的结合,但随着市场定价范围的扩大,可以利用政治权力倒卖的商品数量在逐步减少。这样一来,“官倒”活动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这个时候,即在80年代末,另外一个机会出现了,这个机会出现在政治权力的领域。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第三梯队”计划。实施这个计划至少有两个考虑,一是将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年轻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从而使干部队伍更具有改革取向;二是使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更为可靠,防止“四人帮”之类卷土重来(因王洪文就宣称他们有年龄优势)。“第三梯队”计划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大规模的官员晋升的机会。许多年轻官员的命运就是由这个计划决定的(在同一个年龄段中,没有被列入第三梯队,几乎就意味着排除了被晋升的可能性)。选拔第三梯队成员的正式标准虽然强调了年轻化和知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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