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更新时间:2004-08-17 22:58:46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但内部掌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于老干部子女的重点提拔。其中的一个逻辑是,这些孩子是“我们的人”,权力交给他们要比交给别人放心。正因为如此,高级干部的子女,特别是已故高级干部子女(为了避嫌,对现任高级干部子女的提拔作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程度和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纷纷成为第三梯队的成员。

  

  由于年龄层的缘故,老干部的子女大多是在“文革”或“文革”后完成大学学业的。在第三梯队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这些人所从事的大体是三种职业,一是在党政机关中任职,二是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三是当时已经从事经商活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一部分人中,不仅已经在党政机关任职的理所当然地被列入第三梯队的名单,而且从事技术工作和经商的,也有许多被入选第三梯队,如从事技术工作的,被调入党政机构,经商的或是被调入党政机构或是成为行政性公司的领导人。

  

  “下海”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再结合90年代初,伴随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起步。随之而来的是“下海潮”。“下海”提供了规模更大的一次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交换的机会。这次“下海”以“圈地运动”为契机。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何清莲,1998)。其背后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基本媒介是权力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结果。由于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用于房地产的土地又是主要通过行政划拨的手段,这就为权力的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以当时“圈地运动”最热的广西北海为例,介入其土地划拨的,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且有许多更高层的权力。

  

  以至于这个市的市长说“北海市的房地产虚热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虚热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

  

  但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批来的条子连市长都顶不住,可见是来自哪里。而行政划拨的地价,往往只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正因为如此,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在为期四天的招标期内,竞无一个投标者光顾(何清莲,1998)。

  

  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形成了迅速的资本积累过程。目前的一些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而近些年来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则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和相当一批政府官员“买文凭”。近些年来,由于高等院校的经费一直相当拮据,不少学校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开办了各种“文凭班”,这种“文凭班”主要集中在硕士和博士两个等级。只要交够一个较大数量的学费,就可以获得入学资格。学习时间一般是“业余的”(即双休日)。这样一来,原来就拥有政治资本或经济资本,或是同时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又获得了文化资本。

  

  是资本的转换还是总体性资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落空”现象。通过这种“不拉空”现象所形成的,是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我们将这样的一批人称之为总体性精英集团。而总体性精英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精英所发挥影响的领域,也并不是某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有着全面性的影响。

  

  从上述总体性精英形成的过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现象,如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政治、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等等。

  

  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要显得更为复杂。“资本转换”概念的假定前提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将其中的一种资本转换为另一种资本,要经过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需要经过交换的环节来实现。撒列尼等人的研究,也注意到了不同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即这种转换是容易还是困难。然而,如果我们用“资本转换”的过程来分析总体性精英形成过程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其中的某些环节确实可以称之为“资本转换”的过程,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资本的相对独立性,也可以注意到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在获取文化资本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交换的过程。

  

  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

  

  总体性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化的资本。而总体性资本是以社会的高度不分化为基础的。

  

  四、进一步的讨论

  

  1、总体性资本积聚的快速性。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高度不分化背景下的资本的高度不分化,总体性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有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就更可以看出总体性精英扩张的迅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2、总体性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90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3、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许多人将中间阶层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

  

  近些年来,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

  

  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就是这种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

  

  ---------------------

  何清莲,1998.《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部分租金的估算》。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科尔曼,詹姆斯。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伊特韦尔,约翰等,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钟朋荣,1990.《十年经济戤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Flakierski,Henryk.1986.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of Hungary and Poland.Armonk ,N.Y :M.E.Sharpe.

  Hankiss ,Elemer,1989.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

  Huang ,Yasheng.1990."Web of Interest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r of ChineseLocal Economic Bureaucracies and Enterprises during Reforms.China Quarterly 123:431-58.

  Nee ,Victor.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267-82.

  1991."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and Marke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267-28.1995."Institutions ,socialties,and 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tist transformation".in Reforming AsianSocialism :The Growth of Market Institutions,edited by John Mcmillan and BarryNaughton.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Nee ,Victor.,Ivan Szelenyi and Eric Kostello.1994.An Outline of an Institutionalheory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o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 Soci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arish,William L.1984."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in Post-Revolution China.edited by James Wat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1957."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Pp.271——306in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 :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edited byKarl Polanyi,Conrad M.Arensberg ,and Harry W.Pearson.New York:Free Press.

  Rona-Tas,Akos.1994.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Cad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taniszkis,Jadwiga.1991.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Szelenyi,Ivan.1978."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61-87.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zelenyi,Ivan,and Robert Mannchin.1987."Social Policy under State Socialism."Pp.102-39in Stagnation and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 ,edited by Gosta Esping-Anderson,Lee Rainwater and Martin Rein.White Plains ,N.Y.:Sharpe.

  Walder,Andrew G.1990."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ianjin ,1976-1986".Pp .135-56in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edited by DebraDavis and Ezra Vogel.Cambridge ,MA: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Council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3.Corporate Organization and Local State Property Rights:The Chinese Alternativeto Privatization."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in Post -Communistand Reforming Communist Systems.edited by Vedat Milor.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85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