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不忍之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7 次 更新时间:2011-01-24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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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89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

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l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原载于2010-10-26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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