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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长权: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

——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1-01-18 17:24:54
作者: 焦长权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关键词]上访农民;国家观念;政权“悬浮”;市场“困局”

  

  一、导言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骤然增多,与此相应,学界对于中国农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得以展开。

  不同于农民革命和作为“弱者的武器”的农民的“日常抵抗”,较早展开研究的李连江、欧博文认为中国农民的上访是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行为,而后,于建嵘归纳出了农民维权的“以法抗争”模式。在此基础上,应星和吴毅的相关研究使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最近,申端锋则认为前述的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都可以归纳为一种“维权范式”,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与社会这一二元对立框架里,政府权力尤其是县乡政府的权力过大,侵害了农民的权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权利意识逐步兴起,现代权利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促成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发生。“他们都分享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关怀,即‘维权模式’的价值关怀,其研究均指向了国家政治的维系与重构,只不过有激进与缓和之分罢了。”在此基础上,申端锋试图从“乡村治权”的角度来讨论农民的上访问题,从而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转向“治权范式”)和深入推进。他通过在河南省和平乡半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后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乡村治权”的弱化使农民的上访行为得以发生和骤增,以致“信访吸纳治理”和对于上访行为“有分类无治理”的格局的形成。应该说,申端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研究的思维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他所倡导的“范式转换”,特别是对新时期农民的上访行为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治权范式”的视角下展开的,但同时又有新的推进:一方面将展现税费改革后“乡村治权”的弱化和治理能力的衰减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与农民上访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另一方面,将重点从市场化、私有化对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冲击及其这一过程中的市场“困局”与农民上访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论述。研究表明:正是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的“悬浮”、市场化机制供给农田水利的“困局”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和推动,最终导致了最近几年农田水利条件的恶化和农民因之“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骤增,因此,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是近几年农田水利上访骤增的结构性原因。同时,本文进一步回应了“维权范式”研究中的“抗争话语”(无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以法抗争”)对于理解当下农民上访行为的局限性。

  “维权范式”的研究都过度强调了基层政权与农民利益的对立性和冲突性,而忽视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一体性”甚至是“捆绑性”。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在下文中,首先将叙述湖北省荆门地区G 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主体与类型,接着从农民的国家观念的角度分析农民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再接着从市场化机制对农田水利供给的冲击及其市场“困局”和税费改革后“乡村治权”的弱化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两方面来讨论农田水利上访的发生逻辑,最后将对目前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一些拓展性讨论。

  

  二、农田水利上访的类型

  

  G 镇农田水利上访大致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个体上访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这是由于农民在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农田灌溉过程中发生了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相关纠纷,而纠纷中的一方或多方(绝大多数时候是一方中的个体)通过上访而希望政府帮忙主持公道。这种上访一般都是个体上访,是在纠纷中觉得受了委屈或吃了“亏”的一方主动上访,而且一般都是越级上访(直接越过乡镇向县里甚至市里上访),上访手段更多的是写信或打县(市)长热线。

  譬如:

  案例1:2009年5月14日,苏村12组村民徐能拨打市长专线,投诉该组已有1个星期无电,影响农业生产。经调查情况如下:苏村12组原有抗旱泵站1座即江集泵站,全组抗旱用水全部依赖此泵站,2009年以来,因该组有11户农户自行打井灌溉农田而不缴纳泵站水电费,但泵站抽水时又强行取水灌溉,引起缴费农户不满,从而导致小组停电。经镇、村干部协调,11户钻井农户补缴了电费,小组用电恢复,泵站恢复运行。

  案例2:2009年5月初,石村10组村民朱章向县长热线反映,其灌溉用电为年初预交年尾结算,每年平均为30多元每亩,他自己从不欠水电费。但是,今年村干部乱摊派,把私人账目摊派到村民头上,名为补缴2007年、2008年电费,每亩多交20多元。朱不愿多交,村干部就要求村电工切断其生活用电。经镇、村干部调查情况如下:10组有耕地212亩,农户30户,灌溉农田深水井2口,1个蓄水大坝,整组为河南移民。2009年5月,该村将10组2007年、2008年电费全部核算清楚,平均每亩54.6元,交群众讨论通过后交电费。该组大部分农户认可,已经交清电费,只有少数几户不愿交纳。所欠金额合计2063.10元,其中:朱清176元、朱章172元、朱玉446.3元、朱金580.5元、朱浩688.3元,村干部多次上门催交未果。5月13日,镇、村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欠款户在镇司法所进行了调解,达成协议:欠款户先交欠款70%,待忙月过后,再开群众会讨论,看欠款是否该交。14日恢复供电。

  案例3:2009年10月,高村1组严兰到县信访办上访。反映经本组安排的一口公共堰塘本是多户农户共同使用,现被另一农户单独改造(实情是单独改造后想独自占有———笔者注),严兰怕该农户明年不让其使用堰塘而上访。镇、村干部经调查后进行了如下调处:一是堰塘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必须公用;二是改造后的堰塘仍然是公用,共同蓄水用水,不得干涉;三是堰塘实行共同管理,共同蓄水(显然,镇、村干部的调处意见只可能在当时应付过去,而到春季用水时必然会发生矛盾———笔者注)。

  在案例1中,自行打井的11户农户不缴费却又想在泵站抽水时强行放水,从而引起小组停电,他们是主动想“搭便车”。案例2中欠费的几户农户之所以不愿意交电费,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村里将小组内部2007年和2008年所欠的水电费全部平摊到各户不合理,他们为了对付“搭便车”的农户所以不交费而被断电后主动打县长热线上访。而案例3则是因为公共堰塘的使用问题,有农户单独改造了堰塘,其他农户不满而上访。这些上访者都是觉得在农田用水或设施使用上自己吃了亏而主动上访的,且都是越级上访。当问及为什么都选择越级上访时,他们认为“这种纠纷和矛盾是比较小的事情,如果直接去找镇政府,他们不会将之挂在心上或者真正帮忙解决,不如直接打县(市)长热线来得实在,这样使镇政府必须来调解”。像这种类型的上访,在农田水利上访中占据的比例不是最多的,因为很多时候相关的矛盾和纠纷得到了自我化解或者相互忍让而不了了之。但是,最近几年,因为农田水利条件的恶化,特别是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使相关的矛盾骤然增多,尤其是针对水利设施的分割(典型的如分割堰塘,将公共的大堰塘分割成几块小的、“格子式”的堰塘)、拍卖(典型的如拍卖泵站和机台)、租赁等相关纠纷骤然增多,而这些纠纷涉及的利益较大,矛盾冲突大,所以相关类型的上访也增加了不少,这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述及。

  G 镇农田水利上访的另一种类型是“干旱求援型”上访。这种上访一般都集中出现于每年农田用水集中的春夏季节,由于水稻种植对水利的依赖性强輱訛輥,用水时间集中,加之G 镇所处地区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季风来临时间变化频繁,且夏季有“伏旱”,秋季有“秋旱”),这就导致每年春夏季节用水高峰时的紧张。这种上访绝大部分是以村、组甚至片区村民的集体性上访“求援”,要求政府(一般是到镇政府)出面帮忙组织协调放水和远距离调水以应对干旱。这种类型的上访一般少则十余人(一个村民组的部分村民),多则上百人,且上访者不分性别、年龄。在特别干旱的年份甚至有村民将饮水困难的耕牛也拉到镇政府大院。譬如:

  案例4:2001年,斋村5组、8组上访。当时天气干旱,无法栽秧,种的都是芝麻等旱粮,同时也无饮用水,村民没有办法解决,就有二三十人去镇里上访,因耕牛没有水喝,所以上访的时候把耕牛都拉到了镇政府大院,镇政府没办法只有请消防车从汉江中拖水送去以供饮用。2002年,政府帮助打深机井1口。

  案例5:2001年,王村2组、3组因天气干旱,大面积水稻绝收和减产而上访,要求政府解决来年灌溉问题。政府于2002年1月帮忙打深机井1口。因深机井对3组更有利,而2组难以从井中取水,故2组又集体上访要求为2组打井,政府没有办法又筹集资金给2组打深机井1口。这种类型的上访最近几年在G 镇相当普遍,由表1可见,这种类型的上访是相当多的,而且都是群体性上访,绝大部分也都是直接到镇政府上访,同时农田水利上访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的上访。这种上访与“纠纷延伸型”上访有较大的区别。“纠纷延伸型”上访是因农田水利纠纷难以解决,纠纷中的某些个体觉得吃了亏或受了委屈而希望“援引”国家的力量讨回公道的一种行为。“干旱求援型”上访则是一个组、村甚至是一个片区的农民普遍无法应对干旱而发生的群体性上访“求援”行为。二者也有其相似性,那就是都希望“求援”于政府的力量,要么是帮助化解纠纷和主持公道,要么是帮助改善灌溉条件和协调放水。可见对于“维权范式”部分研究者所言的农民上访行为中的“抗争性”话语,其适用性是有限的,不可推而广之,至少在农田水利上访中完全看不到这种“抗争性”的存在。与之相反,这是一种“求援性”的上访行为。

  

  三、农民的国家观念与农民上访

  

  下文将从农民的国家观念入手进一步深入讨论这种“求援性”而非“抗争性”的农民上访行为。在荆门这种“原子化”农村,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是很低的,村民之间很难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但是在这种地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农田水利集体上访事件呢?而为什么在税费改革前却很少发生抵抗税费的集体上访事件以致农业税费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当问及农民为何会在农田水利问题上上访,他们最经常的回答是:“这个时候不找你政府我找谁?

  这个时候都不找政府什么时候找政府?“其实,这里面除了因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没有水关乎着吃饭的生存逻辑以外,恐怕最重要的是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观念问题,正是农民的这种国家观念使农田水利集体性上访有了明显的”求援性“而非”抗争性“的特征。村民的回答背后隐藏的是农民在农田水利遭遇困境而”求援“于政府时道义上的正当性问题。正是村民的这种正当性意识使他们在因农田水利遭遇困境而集体上访时很少会去考虑”合法性问题“,那么”合法性困境“对农民集体上访行为的阻碍就非常有限了,至少在农民的观念中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农民的观念世界中,水利问题不会因目前的市场化、私有化而完全变成农民的私事,恰恰相反,农民认为在农田水利发生困境的时候,国家有”义务“介入并提供帮助,农民既只能”求援“于政府同时也更应该”求援“于政府。同时,基层政府也没有认为农民因农田水利问题上访有什么”不合法“,也认为农民在这个时候向政府求援属于”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传统的中国,农民对国家的想象是以“父母官”的印象表达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皇帝是天子,大家都是天子的臣民,而其他的国家行政人员都是臣民的“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当农业的命脉水利问题在基层难以靠村落内部的力量组织起来时,国家就有了做“父母官”的“义务”来帮助其臣民。从历史上来看,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行政力量只到县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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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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