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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才: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不能“独热儒术”

更新时间:2011-01-17 21:50:20
作者: 刘宝才  

  

   上篇 主题

  

   现在的“国学”热基本是儒学热。这种状况会继续若干年改变不了。而参与了《中国思想学说史》编著之后,我更加相信,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可以提出四个方面的理由。

  

   一、从整合与分化看

  

   学术发展有整合与分化两种形式,学术发展过程表现为整合-分化-再整合-再分化反复交替的过程。在历史进程中,人们积累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到了需要有个统一的想体系加以组织和概括的时候,就会出现整合。随后人们在这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思考,将不断取得的新的认识纳入到统一的思想体系中。到了现存的统一体系不再能够容纳日益增加的新认识、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的时候,人们又会冲破现存的统一的体系进行思考。这时候学术思想又发发生分化,出现多种想体系并存的局面。随后人们分别运用不同的思想体系发展认识,回答时代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统一的天命神学体系崩溃,分化为各有体系的诸子学派。面对时代课题,各派分别从自己的出发点和思路进行思考,交出了自己的答案。各派的答案没有哪一个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同时也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为其他学派所不及。正如当时的人已经看到的,诸子学说各皆“有见”(《荀子•天论》),“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所以说,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

  

   二、从学术内容侧重看

  

   诸子各学派学术内容侧重不同,成就所在不同。儒学侧重在政治伦理,成就主要在政治伦理领域。儒家学说在乱世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在治世是稳定因素。道家侧重在顺应自然,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生方面有独到见解。道家学说离开政治比较远,哲理色彩重。它的影响有时候隐而不显却深广久远,及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法家是一个制度学派,提出的解决时代问题的答案,主要是建立并推行有效的制度。法家的依靠制度治国的理论与人治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诸子其他学派的学说也各有自己的侧重和成就。所以说,从学术内容侧重看,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

  

   三、从学术发展史看

  

   汉武帝开始独尊的儒术,已经是加进了诸子多个派别学说因素的儒学。由此以下历代统一王朝都尊儒,其实也都是“霸王道杂之”(《 汉书•元帝纪》),甚或是内法外儒,儒学像衣襟上的花边一样是个装饰。这个装饰的意义不可轻视,它使得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但承认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的同时,我们还知道两点:(1)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儒学,在继续融入诸子各派和外来文化的内容。作为儒家学术形式的经学的历史表明,不少经学家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意解释他们推崇的经书,并不完全拘泥于经书的本意。他们既然把经书视为神圣宝典,自然倾向于把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一切见解都说成经书所固有,把自己接受了的其他派别的见解都说成儒家所固有。(2)以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绝对的。从来就有少数派,有非主流派,他们不承认儒家比其他学派握有更多真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更加出现一股潮流,要求回复儒家属于诸子之一的地位,把儒家从独尊的地位拉下来,与其他学派平等对待,把儒家的经书分别纳入史书和子书。所以说,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看,诸子各派学说的价值从来没有消失过,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

  

   四、从当代意义看

  

   在当今时代,诸子各学派学说仍然都有价值。面对种种重大的当代问题,人们探求解决方案的时候,诸子各派学说都是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源。借助各个派别的资源,多个层面、多方位思考问题,有助于提出比较全面、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对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干部队伍腐败严重,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人口老龄化等等,探求应对方案的时候,诸子各派学说都有值得资借之处。儒家的仁义道德可以给现代的社会正义理论提供思想资料,道家的顺应自然可以给现代的环境学科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论提供思想资料,法家的制度决定论可以给现代的法制建设、制度建设提供思想资料。在较低层次上,各派学说具有更多可供资借的价值,例如今天很多人以儒家的诚信说商道,以兵家的谋略说商战,以纵横家的游说说国际关系,以杂家的兼收并蓄说文化包容和多元化等等。所以说,从当代意义看,诸子各派学说也是各有价值的,也都值得研究。

   总之,诸子学派各有所见,历代尊儒并非绝对,儒学发展不断吸纳其他学派的成就,当今时代需要全面资借诸子各派资料,所以我以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都值得研究。

   十七大报告中有一节,标题为“弘扬中华文化”,其中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具体到诸子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研究各个派别,对每个派别都有“取”有“去”,才够得上全面。独尊儒术,或者独热儒术,并不符合全面的要求。

  

   下篇 讨论

  

   上篇是一个发言提纲。2009年11月28日,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我陈述了这个提纲,进行了一点讨论。会后,韩星教授提出6个问题,希望我回答。感谢韩星教授与我讨论问题!我的回答只是一些浅见,可能与韩星教授的见解不完全相合。不管怎样,讨论是有益的。我愿意听取不同见解,发现自己的看法有错误时愿加以修正。所以,下篇叫做讨论,不叫做答问。

   1、学术思想的整合与分化与我们常常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久分必合,合久必分是否有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学术思想发生整合或者分化,都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前面说的是内在原因,即学术思想发展自身的原因,没有说到外在原因。外在原因指社会环境。人们常说的久分必合,合久必分,指国家政治上统一与分裂的变化,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环境,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外在原因。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国家统一的时期学术思想整合成为基本趋势,国家分裂的时期学术思想分化成为基本趋势。

   不过,历史现象复杂多样,学术思想的整合、分化与政治的统一、分裂并不完全同步。在列国激烈斗争的战国后期,学术思想整合的趋势已经出现,而汉初大半个世纪,儒道之争依然相持不下。统一兴盛的唐代,学术思想三教并立。唐代实行科举制度,显示儒家在三教中有优先地位,而佛、道势力依然很大。经过整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思想体系的努力,到了宋代理学建立才完成。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就是汉末以来佛、道有大发展,儒学要把佛、道的学术成就吸收过来需要时间。特别是要把外来的佛教的学术成就吸取过来,需要较长时间。这种历史事实说明,政治的分合,作为学术思想整合与分化的社会条件,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外在原因。它很重要,但不能单独决定学术思想的分合变化。

   2、诸子学派各有价值,但是为什么儒家被汉武帝看中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与其自身的学术思想特点,比如对上古以来中华文化的继承有多大关系?

   儒家被汉武帝看中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基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势使之然也。汉武帝希望汉朝政权“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 汉书六•董仲舒传》),与秦始皇希望秦朝政权“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不同。但是汉武帝不会再公然以法家理论治国,因为秦朝严刑峻法导致短命而亡的情景,如昨日事历历在目。汉武帝也不会继续以黄老道家理论治国。到武帝时,汉初那种天下凋敝急需休养生息的局面已经改观,而汉朝与匈奴的矛盾、君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解决的新问题,道家学说难以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理论支持。董仲舒的儒学突出《春秋》大一统精神,强调尊卑贵贱等级制度,注重教化的社会功能,正为武帝应对时代问题所需要。所以说,儒家被汉武帝看中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时势使之然也。

   细读《汉书•董仲舒传》可知,董仲舒向汉武帝推举儒学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道家而非法家,因为当时与儒家争夺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主要是道家,名誉扫地的法家已经不是主要竞争对手了。武帝问:“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董仲舒答:“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这还可以说既针对道家也针对法家。武帝又问:古圣先王何以“逸劳不同”? 帝王之道究竟崇“俭”还是崇“文”?董仲舒答:“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这就完全是针对道家了。所以我说,儒家被汉武帝看中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基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势使之然也。儒家注重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于保存上古中华文化有大功劳。儒家的这个特点影响到近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面貌,值得认真研究。汉武帝想要从上古传统中寻找治国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他的策问就可以证明。所以应该承认,汉武帝看中儒术,与儒家注重继承上古以来中华文化有关。但这不能成为汉武帝看中儒术的根本原因,作为帝王的汉武帝看中儒术,根本原因当从政治方面探求。

   3、怎么认识经学与子学的关系?传统学术经、子、史、集的分类有什么合理性和文化意义?

   关于经学与子学的关系,我想可以说这么几点:

   第一点,经学是从子学发展来的,具体说是从作为子学的一派的先秦儒学发展出的。经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孔子以六艺教授门徒,当时的六艺文献就是后来说的经,孔子对六艺文献的理解发挥就是关于经的学问,如《论语》中对于《诗》、《书》内容的理解和发挥。孔子以下先秦儒家传经的历史,古籍也有记载。《易传》、《左传》这样的先秦文献也可视为经学著作,因为它们是对《易》经、《春秋》经的解释。不过,一般认为经学正式形成于西汉。到了汉代,不仅“五经”是经,《论语》、《孟子》也成为经。到了汉代,注经成为儒家学术的的基本形式。

   第二点,经学与子学有共同的宗旨和基本精神。如司马谈说,六皆“务为治者”(《史记•太史公自序》),经学继承了子学的宗旨,也是“务为治者”。这是就经学与先秦诸子各派的关系而言。若就经学与作为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一派的关系而言,经学是先秦儒学的继续和发展,继承着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

   第三点,经学吸取了先秦诸子中许多派别的因素,发展了作为子学的一派的先秦儒学。例如,影响深远的经学名篇《礼记•礼运》,内容就不是纯粹的孔孟儒学。其大同、小康之说与孔子“从周”的理想有距离,把礼制流行说成“大道既隐”之后的次理想局面,与《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颇合;颂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有别于孔孟的“亲亲”、“爱有差等”,而与墨家的“兼爱”相近。以后的经学著作吸取诸子思想因素以至佛教思想因素,更不用说了。

第四点,经学扩大了子学的学术领域,有一些在子学中初步触及的领域,在经学中发展成为专门学问。包括孔孟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皆“务为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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