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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更新时间:2004-08-14 13:42:14
作者: 吴国光  

  

  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则呈现为人类活动对时间的切割1。从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再到后来的改革,中国的当代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断裂的过程。本文认为,这种断裂同样表现在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换句话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连续过程;相反,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于这个断裂,本文判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进行了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次改革。第一次改革,起始于70年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夏季,而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天,大体展开并持续于90年代。简要地说,本文提出一种「两次改革论」,以解读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为甚么说中国当代历史上存在这样两次改革?两次改革的区别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将是本文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为甚么会出现两次改革?两次改革这种历史发展的存在,对于解读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道路,具有甚么意涵?对于展望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具有甚么意义?响应这样的问题,从而在论证并建构「两次改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它的历史和现实启示,是本文的另一个任务。为此,本文以下将首先对比改革与「二次改革」的不同,从而在这样的历史考察基础上建构所谓的「两次改革论」;继而试图阐发改革与「二次改革」的这种不同所具有的丰富政治经济学涵义,解剖在「二次改革」中所发生的「专制资本」现象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涵义。

  

  整整两年以前,笔者拜《二十一世纪》赐予篇幅,提出「改革终结论」2,试图在官方营造甚至神化的「改革话语」和民间某种一厢情愿的「改革幻想」所交织的思想混沌之中,清理出某种可能更为贴近中国现实发展状态的概念,以判断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毋庸讳言,本文是「改革终结论」的延伸。它试图还原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思考「改革」这一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并从中寻求理解当今中国种种令人困惑的奇怪状态的某种锁钥,为中国下一步出路寻找一个可能的思考出发点。从改革,到第二次改革,再到今天改革终结之后的「后改革」,后毛时代的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历史道路?这样的历史道路对于这个民族的前景意味着甚么?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就是对此做出反省的一种尝试。

  

  一 改革与「二次改革」:不同的起源和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始于197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午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将之简称为「戊午改革」。这次改革,在本文看来,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就结束了。由于它大体上是在80年代进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80年代改革」。1989年之后,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进程完全停顿,甚至没有进行任何起码的经济改革。直到1992年春天,改革浪潮再度涌起,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早在十年之前,我已经注意到这是「第二波改革」,是应该与第一波改革有所区分的3。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本文发现,1992年开始的改革,与70年代末发动并盛行于80年代的改革相比,具有多方面的重大不同。这些不同,足以让我们认为这是「第二次改革」。

  

  那么,甚么东西足以区分这样两次改革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观察。

  

  首先,两次改革的肇源方式不同。尽管无人否认毛之后中国改革派领导层在发动中国改革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也已经无人否认,中国70年代末期的改革,事实上肇源于底层和社会。作为中国改革激活项目的农村改革,并不是开始于任何官方改革政策的出台;相反,它首先是农民的自发动作,继而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默许、呼应和支持,从而蔚为壮观,形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大面积地改变中国的改革潮流4。甚至城市经济改革(主要是企业改革),也不是在中央领导层的发动下开始,而是首先在地方层面得到当地富于改革意识的领导人支持,继而席卷全国。同样,70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图景,如果没有突出「西单民主墙」,而仅仅谈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那也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即使是这样的中央会议,即使是在中央改革派领导人直接主持下展开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看到,也不是完全由上层领导人计划、发动和主导的。相反,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嘴八舌」,日程超出了当时领导层的控制5;「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轫文章,则来自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如此种种,在在说明,中国70年代末期改革的发源,并不是来自某个伟大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而是来自社会的自发动作,来自于在当时政治态势下这些动作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层的支持这样一种历史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1992年开始的「二次改革」,其起源方式与「戊午改革」的发动几乎完全相反。「二次改革」仅仅是由于一个事实上仍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残年老人的所谓「南巡」而起始。当然,没有人否认,邓小平这样登高一呼,马上得到了社会和地方风起云从的反应,第二次改革的浪潮因此才会迅速席卷中国。但是,尽管两次改革的发动过程都具有上下结合的因素和背景,这种不同还是形成了强烈对比:第一次改革是自下而上肇始的,无数普通民众在这里扮演了创造历史的角色;第二次改革是皇帝一般的人物所谓「出巡」所发动的,民众不过是被动者。我们知道,在认识事物的性质时,对于其起源方式的认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不同的母亲,不同的分娩方式,不会诞生出同一个孩子。70年代末期和1992年以这样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两件事情,怎么可能混为一谈呢?即使它们都被称之为「改革」,那又怎么可能是同一场改革呢?

  

  围绕农民,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农民地位和农村改革局面的不同。在80年代改革中,农民不仅扮演了改革发动者、创始者的角色,而且,他们也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通过改革而迅速提高,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景观。通过制度变革,农民迸发出高涨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不仅改善了他们自己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即基本陷入贫困的那种非人生存状况,而且为整个社会积累了实行持续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也通过制度变革而大大摆脱了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状态,从人民公社的重重捆绑中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独立生产的「自由人」;农民还通过这种制度变革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大大有助于改变1949年以来所建立的那种制度性歧视农民的社会架构和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具有改革精神的国家领导层,在这期间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乐于承认并支持农民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首创精神,顺应时势地把农村改革和发展引导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切,都是第一次改革的重大特点。

  

  尽管农村变革在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遭遇整体制度瓶颈的严重制约而大大放缓,但是,在90年代之前,农村改革的局面并没有逆转。这种逆转仅仅发生在1989年之后。在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了城市居民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之后,当局随后马上开始了一次默默的重大施政调整,把在经济上收买城市居民作为90年代施政的政策重点,以缓解城市中的社会矛盾,稳定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带。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1992年开始的「二次改革」,与农民几乎没有甚么关系;如果有,那只是负面的关系。就物质层面而言,曾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一度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的农民,在90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就政策层面而言,我们看到,「二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方针7。

  

  很明显,从改革到「二次改革」,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几乎恰恰相反的发展轨迹:改革是削弱国家(the state)8并解放农民,而「二次改革」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虽然它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农民问题尤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何况,就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决不可以忽视。因此,农民在两次改革中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改革实质的根本问题之一。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的改革既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背道而驰,它们怎么能够说是同一场改革呢?

  

  二 「二次改革」的神圣三角同盟:官僚、资本和知识者

  

  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角色与命运在「二次改革」中变得黯淡的同时,另一方面,历史的聚光灯开始打在另外一些集团和社会群体的身上,召唤新的角色在改革场景转换之后粉墨登场。在「二次改革」中叱咤风云的人们,首推官僚、资本和知识者这样三个群体。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不同行为,界定了改革与「二次改革」的鲜明分野。

  

  其中,官僚对于改革态度的变化和他们行为的相应变化,可以说,从改革到「二次改革」,使他们成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角色发生最大转折的人群。这种戏剧性的转换,无疑也是政治上最为耐人寻味的。谁都知道,「戊午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在底层民众与改革精英联手推进80年代改革的时候,他们遭遇的最大困难,就是所谓「中梗阻」,也就是来自各级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不同形式的抵抗。一直到80年代后期,这种「中梗阻」的力量之大,以至参与经济改革的知识精英提出甚么「新权威主义」,主张中央主持改革的领导人以铁腕对付各级反对改革的官僚9。同样,在政治改革的提出、讨论和贯彻过程中,也是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官员,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10。所谓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及其体制化所提出来的11。

  

  然而,这些在1988年看来还顽冥不化、似乎准备用他们的花岗岩脑袋筑起新的血肉长城以抵挡市场化冲击的中国各级官僚们,到了1992年,却几乎一夜之间就「咸与维新」了。不错,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也面临某种来自内部的抵抗或至少是冷淡,但是,这不是来自各级官僚机构的抵抗或冷淡,而仅仅是最高层几个领导人的一时转不过弯子。甚么「弯子」?从不改革、反和平演变,到再次改革。这一玄机本身已经说明,1992年开始的是「二次改革」。而1992年的改革一旦开始,我们看到,它恰恰是以各级党政官僚为基本动力。在90年代,还有任何人抱怨甚么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反抗吗?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听到和看到的,是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可能超过了社会上任何其它阶层,甚至超过了私营企业家阶层。不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甚么(腐败也好,甚么其它东西也好),也不管其可能的政治后果是甚么(经济过热也好,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好),反正,我们可以说,仅仅官僚与改革的关系的不同,已经构成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样两次改革的第三个重大差别。

  

  第四个差别表现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上面。这里同样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质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80年代改革中,知识分子一面与国家在政治上具有张力,一面却在改革进程中实行着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合作12。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与国家之间的那种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往两个极端的方向演变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蜕变成为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在紧张的一端,也就是对于另外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则遭遇与国家在政治上相互对立与排斥的状态13。这种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为政治依附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而处于被排斥状态的知识分子,则既无可能借助国家权力影响社会,也因处在权威主义的高压下而无能诉诸社会运动以寻求政治理想。

  

  对比之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那种关系,一方面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此前少见的政治信道,从而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为权威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形成了难得的政治和智识氛围,从而强化了改革派领导人与社会的关联。那个时候,国家和知识分子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即否定文革,开放中国,改造制度,追求现代化。那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的结合。90年代以来以激进市场化与政治权威主义化相结合为特点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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