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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更新时间:2010-12-30 12:30:31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但他拒绝对这些因素进行内在论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拒绝将这一秩序视为代表整个历史的秩序。因此,他根本不相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乃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他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由于国家的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说明实际的经济过程与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悖谬,本书各篇的论点几乎从各个方面提供了例证,这里无需重复。我在此仅举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解释说,中国不存在西方经济的那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随供求波动,总供给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能够自动调整以达到适应,而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计划性的经济体制,价格受到管制,总需求经常大于总供给。但是,价格在具体交换过程中的这种平衡作用对于总量平衡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即使在价格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剔除进出口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总生产额也始终等于国民收入总使用额。6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许多经济学家继续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处理各种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在他们看来,任何叙述性的研究都无法构成规范性的理论,而只有规范性的理论才能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述关于中国短缺经济的讨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把“西方经济”这一实质概念等同于“市场经济”这一形式概念,从而误以为“西方经济”中价格是完全随供求波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象中的所谓“价格刚性”现象;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价格调控一直存在着,今天,它仍旧存在”,其作用是保障竞争。7第二,把在微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扩展为宏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却完全忽略将各种市场和经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条件。放弃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所谓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这一形式的概念(这一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博兰尼所谓“逻辑上偶然的情境”。)即使在两、三年前,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存在市场疲软(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象,理由是:中国仍然处于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支配性特征仍然是“短缺经济”,怎么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博兰尼的方法论对于解释这一现象有着特别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将实质性的经济体视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物质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了解所谓“短缺经济”中的剩余现象,就必须观察总需求和总供给获得平衡和出现失衡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在价格与供需的形式主义分析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类明显的判断错误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以经济的形式含义去描述实质性的经济过程。为什么如此?学科及其规训制度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解释了形式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此盛行的制度基础。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市场主义的抽象模型不仅是经济学的学科模型,而且也是国家和其它力量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有关市场制度及其模式化的研究,也就无法在宏观的(通常来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性的经济规划)层面对社会进行规划,也无法劝导或诱导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动(如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主义的经济和市场概念成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史(以及知识史、思想史以及伦理学)问题,它所追问的不仅是市场运动的规律,而且是为什么人们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行动!

  因此,市场经济规划的实质含义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互动的历史关系。博兰尼对经济体的运动的实质性的描述方法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他对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不仅产生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还产生于以新的方式重构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努力。博兰尼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完全一致,它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但博兰尼并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其它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之中,他的“重构”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在我看来,对于博兰尼的方法论视野的讨论需要置于双重关系中:为什么恰恰在经济学的时代,博兰尼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2,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家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他(她)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对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服务进行严格的研究,并以计算或统计数据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许多人将经济学家视为特殊的数学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它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文化学家承担。换句话说,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

  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的起源,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从而不存在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衡量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无非是现代经济学的自我确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的活动却早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就展开了。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都被囊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广泛得多的概念之下。8这些人物的理论相互冲突,但同时分享着若干预设、概念和理论,以至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理论的历史学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这一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而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9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写道:

  “就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自然知识的状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的主题,艺术以此为基础。但是,就其原因是道德和心理的--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关系或人性的--而言,对它们的研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属于道德或社会科学,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0

  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存在离开经济过程的政治和其它文化过程。用安古斯·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就是社会科学(Political economy was not a social science, 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11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上述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无非是一种历史视野。然而,现代经济学所以能够以一种科学模式的狭隘方式讨论经济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经济的历史视野,但作为一种知识,它没有能够将这一视野贯彻到底,即对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因此,博兰尼对于形式的和实质的区分针对的不仅是现代经济学,而且也必将引申出对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假定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废点笔墨加以叙述。

  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科学方法的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林奈、重农学派及其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它社会制度的保障。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一八四六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假设一种人类的生产能力的特定的发展状态,你就会得出一个特殊的商业和消费的形式。假设生产、商业和消费的特殊的发展阶段,你就能获得一种相应的社会体制,一种相应的家庭、秩序、阶级的组织,一句话,即相应的市民社会。假设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你就会得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条件,即市民社会的官方表达。”12有人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是亚当·斯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这是因为重农学派发展了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过程的分析,他们将经济的交换过程视为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和消费成为这一过程的相互依赖的方面。以此为契机,交换行为不仅被置于市场的共时关系之中,而且也被置于向前延伸的时间关系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描述为一种自足的“经济”概念提供了基础。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被看作是洛克的政治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和魁奈的经济学的综合和发展,至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13

  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欲求。《国富论》的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它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论证人类进步如何依赖于现代商业行为和态度的发展,社会福利如何产生于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从而成为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宪章。这一世俗的秩序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形式,它以经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内在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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