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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红: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0-12-29 13:30:32
作者: 蒋红  

  吉登斯断定资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维度从而要求约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恰恰表明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尚缺乏更为深入的判断。?

  吉登斯确定了当代社会的四个控制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监督和军事力量;其中,后三个维度他特别加以强调,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批判所不能把握、因而也是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要着重加以肯定的维度。在一定意义上,吉登斯看到了在当代社会中工业化、技术化和物化力量对人的控制已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吉登斯同时也看到了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军事力量对社会结构的控制与日俱增;工业、监督以及军事力量都不只存在于经济活动领域,而是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合力,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如果只局限于经济过程并由此界定资本主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并不只是这样一个狭隘的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方法,但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却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层面,并且也不只包括与经济相关联的政治层面,而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状况的全面揭示,这种异化状况的实质,即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3]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只是经济与政治的批判,而是基于其哲学原则的批判,即资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是资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则是资本批判的具体展开。吉登斯所言的工业、监督以及军事力量,完全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现代性时代的进一步强化。?

  资本批判必须落实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这样才能够使对物的批判合理性地转换为对主体的批判,即找到制度恶化的责任者,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决定着对工业、监督及军事力量的批判。吉登斯将工业、监督和军事力量从资本主义批判中剥离出来,实际上也就抽掉了对这些物化力量进行批判的政治实践基础。然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妥协,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有益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令人质疑的。?

  

  三  ?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同其有关市民社会的新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不妨就吉登斯有关市民社会的思想及其局限性作一点讨论。吉登斯把市民社会与市场社会区分开,同时又把市民社会直接看成是民族国家。吉登斯既强调具有军事性的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具有多样性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性中的自主性,由此批判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吉登斯却是自相矛盾的,他并没有真正把握到在他所谓民族国家之外的非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问题渊源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经济学内涵。黑格尔把国家当作伦理演进的最高阶段,而市民社会只是伦理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抽象和片面的环节,从中得出了“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结论,由此也开创了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分的研究方法。[14]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以利益诉求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组织,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舞台,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有通过国家的统摄力量才能赋予其普遍性。因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不仅确证了市民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确证了政治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从中可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与财产权直接同一并显示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概念。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构成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自我理解的核心,而实质上,能否形成市民社会也构成了黑格尔之后的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对近代西方狭隘民族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本身一定是要被扬弃在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的自身建构之中的,正如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扬弃,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把广义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因此已经在实质上扬弃了黑格尔狭隘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一转换,社会建设成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就马克思哲学突破西方区域中心论而向世界历史开放的研究范式而言,马克思显然不是西方中心论者。基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明确论及非西方民族的市民社会问题,但至少是足够地开放了这一问题域。 ?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理论中融入了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这一理解被他本人认为是建立在对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继承基础之上的。在吉登斯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领域,而是被置于国家的统摄之下,市民社会的权力和特权“不应被看作是在国家领域‘之外’创造的,而应当成是‘公共领域’从‘私人地’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中凸显出来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吉登斯把市民社会概念还原为了民族国家概念,认为“‘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即市民社会就是民族国家。[15]??

  吉登斯十分强调其民族国家理论的“多元化”与“全球性”,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唯一的政治体制,操控着20世纪全球政体的演变。“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生关系”[16],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多元政治”[17],公民权利取代了狭隘的“资产阶级权利”而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阶级冲突复杂化和隐蔽化,民主成为现实,公民权利与主权、民族主义之间构成了合法化的张力,引导民族国家的发展。[18]由是观之,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似乎应当具有充分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特质,但事实上却并非这样,因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一开始就旨在解释民族国家在其发源地亦即“欧洲”的发展,他多次强调,在其论著的大部分内容中,“每当我言及‘民族国家’,读者应明白是指西式的‘民族国家’,并且是欧式的‘民族国家’”。他还进一步申明:“我虽试图追溯这种政治形态如何且处于何种原因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我无意对当今世界之国家间的变异作出穷尽性的解释。”[19]这就清楚地显示出:吉登斯虽然认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是人类内在的文化多样性之奇葩”[20],但实质上却更加倾向于赞同“一个民族国家就是一个‘观念共同体’,而传统国家并非如此”[21],其理论中存在着显性的多元化立场与隐性的欧洲(西方)中心论立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后者事实上占据着上风,所以在吉登斯的思想中其实已经暗含了一个论断:多民族国家不具有建设市民社会的必要条件。显然,这样的民族国家理论无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解答,对于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借鉴意义也是十分有限的。相较而言,吉登斯把市民社会还原为欧式民族国家的做法,倒真的更像是他所自己批判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粗鄙的“化约论”与“进化论”了。?

  

  注释:

  [1] 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1981,p.3.?

  [2]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

  [4] 同上书,第2页。?

  [5] 同上书,第386页。?

  [6] 同上书,第2页。?

  [7]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8] 参看郭忠华:《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9]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0页,。?

  [10]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5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9页。?

  [14] 蒋红:《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

  [15]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16页。?

  [16] 同上书,第5页。?

  [17] 同上书,第244页。?

  [18] 同上书,第242—261页。?

  [19] 同上书,第6页。?

  [20] 同上书,第262页。?

  [21] 同上书,第264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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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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