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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

——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

更新时间:2010-12-19 08:50:09
作者: 陈建华  

  

  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桩文学出版方面“新”、“旧”易手的公案,向来是“正典”(canon)书写的范例。一是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因其“八大期刊”之一的《小说月报》销量下降而思有所更张。其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遂请沈雁冰(即茅盾,1896-1981)担任主编。茅公于是大刀阔斧实行“革新”,顿时门庭改换,几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却激进地推行了五四新文学路线。文学史家唐弢(1913-1992)如此评价:“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另一桩是《申报‧自由谈》十多年来一向由周瘦鹃(1894-1968)主编,在1932年底,改换为黎烈文(1904-1972)。黎氏也由是改弦易辙,一面倒转向新文学,至近时仍有学者大加称道:“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打出‘进步’和‘近代化’的旗帜,拉开‘自由台’的幕布,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 不过《自由谈》之所以得名,其最“精彩”的“好戏”,多半是因为鲁迅的加入。如学者所称道的,鲁迅利用“自由谈”,以“投枪”般的杂文同施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展开斗争,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也给《申报‧自由谈》披上了“进步”的光环。

  虽是一份小说杂志,一个报纸副刊,却不同寻常。在上海文坛上数一数二的“老字号”,背后的资本雄厚,分别是杂志报纸界牵头的,编辑方针一向稳健,面向广大的读者市场。两者“革新”的共同点都是从“旧”派落到“新”派手中。1950年代之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被纳入官方“革命”话语,而对这两个事件的诠释,无不以为标志着新文学的胜利,旧文学的衰亡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更不消说像周瘦鹃等所谓“鸳鸯蝴蝶派”也被定了性,贴上“反五四逆流”的标签。他们的文学活动与作品皆遭到排斥,对于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或1932年前的《申报‧自由谈》不屑一顾,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自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鸳鸯蝴蝶派”获得重新评价。今天回顾这两件公案,当然也换了一付眼光。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脉络里来看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与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中认为,在1920、1930年代“五四”的白话革命的成功,正合乎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发挥了建制功能。尤其是1920年代初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白话,像鲁迅(1881-1936)的小说《故乡》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直接传达了现代乡国的乌托邦想象。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类转向属个别事件,相形之下,旧派所占的“灰色地带”要广阔得多。不光是《小说月报》和《自由谈》各有不短且可观的“旧”历史,而在1920、1930年代,以“消闲”为宗旨的杂志、副刊和小报仍层出不穷,与都市的繁华相始终。 不无吊诡的是,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虽是个别,却极具象征意义,不啻让新文化占据了两个“制高点”,暗示出印刷资本主义与高调、激进思潮之间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

  对于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近时学者倾向于多种“文学现代性”(literary modernities)的取向,在“文学场域”中观察众多思潮、社团与刊物互相之间争奇斗妍,各自开拓自身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取向是更合乎民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的,尤其二十年代中,尽管连年内战,国是鼎沸,但共和立宪政体的架子还在,政府对新闻、出版的干涉有一定的限度,印刷资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尚有较多回旋的余地。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固然代表老牌印刷资本的文化选择,即顺应“新”潮,积极参与国族想象的文化生产,然而这些仅是企业方针的内部调整,使其出版物更具多样性,总体上仍不失为商业上的正常运作。

  从具体历史出发,李欧梵先生曾在《公共空间的开创》一文中对于民国初期《申报‧自由谈》作了分析,指出那些“游戏文章”对时政和权贵们冷嘲热讽,所表达的不外乎日常普通的“民意”,正发挥了“批评”的功能。而“游戏”风格不仅起掩护作用,更蕴涵着某种滋养“公民”意识的文学趣味。相比之下,三十年代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大多曲笔而纠缠于个人意气,失却了“公共空间”的意义。 鸳蝴派文学一般被视为“通俗”文学,难得被纳入思想史、文化史的领域中加以讨论,而李先生此文的论点可见仁见智,但打破雅俗之界限,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性。的确,如果进一步对照1920年代中《自由谈》,这一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主编的周瘦鹃几乎天天以“三言二语”对于从总统、国会议员到军阀的指名道姓的讽刺或抨击,这跟我们所认识的鸳蝴派大异其趣,而那样的“言论自由”,在现代中国也可算是“黄金时代”吧。鲁迅的“伪自由书”不仅由于政治条件变得恶劣所致,也是他自己不愿同“理性”妥协的缘故。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张灏先生指出,自清末以来的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这三者互相影响,彼此作用,遂使新思想得到空前迅速的传播。这些舆论媒体所体现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rbemas)式的“公共领域”的出现。 本文拟在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的语境中,聚焦于几种文学杂志的栏目,如新派《小说月报》中的“通信”栏、旧派的《星期》和《半月》中的“谈话会”等,由此透视当时文学公共论坛的众生相。对它们从话语内容到操作方式作比较分析,说明新、旧文学话语在体现“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方面的程度及两者之间交锋、冲突和消解的形态。本文着重指出,在久遭遗忘的鸳蝴派“谈话会”传统中体现某种“公共使用理性”的性质,然而在1920年代中这一传统走向萎缩,这不仅受到五四强势话语及国家力量的压制,也由其难以逾越民族主义底线的自我删检所致。

  

  一、 《自由谈小说特刊》与“新”、“旧”文学之争

  

  1921年1月《小说月报》改版,宣言成立“文学研究会”,高调打出“为人生的艺术”的旗帜。研究会的发起人有北大教授周作人(1885-1967)、朱希祖(1879-1945),甚至包括军政界名人蒋百里(1882-1938)。北京有总会,各地设分会。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其排场前所未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连新文化同人也受不了,甚至被郁达夫(1896-1945)指责为“垄断文坛”。改版也确实彻底,几乎清一色刊登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作品。这对于上海的旧派文人尤感刺激:本来在《新青年》、《新潮》上鼓吹的新文学运动,却挟势南下,顷刻之间占了他们的衣食之具,这当然引起恐慌,新旧文学之争一触即发。

  王晓明指出,文学研究会含有强烈的“自居为中心”与“主流”的“全局意识”,且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运作思路”。 这个“全局意识”,就会员们文学身份的伦理取向而言,含有强烈的“道统”意识,然而“文学”通过外来“新名词”的包装,被建构为与整体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相联系的现代话语系统。一系列具体主张包括系统介绍西洋文学,用欧化语改造中国语法,统一翻译译名及译法,提倡“自然主义”等。其根本目的,如茅盾所表述的,在于使文学体现科学、人道和进步等普世价值的“时代精神”。确实,此时的《小说月报》大力推进了五四“文学革命”,却没有朝向开放和多元,相反的,茅盾等人以中心自居,一边把文学建构成某种整体性的庞然大物,一边处处设限,追求秩序,在文学现代性的名义下执行“排斥”(exclusion)机制,而首先遭到排斥的就是被他视作“黑暗势力”的“礼拜六派”。

  在《小说月报》改版的同时,周瘦鹃在其主编的《自由谈》上新辟了每周一期的“自由谈小说特刊”,也是一派革新气象。每期介绍一位西洋小说家,一连介绍了二三十个,如巴尔扎克、左拉、雨果、斯特林堡、爱伦•坡、莫泊桑、托尔斯泰、高尔基、康拉德等,有的还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看上去是商业上的良性竞争,但有心人看来却有唱对台之嫌,事实上新旧之间的分歧很快显了出来。在旧派作家当中,对西洋文学了解得最多的大约是周瘦鹃了,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收入五十篇翻译小说,得到在教育部作评审的鲁迅的褒奖。当初商务和茅盾在策划改革《小说月报》时,先设《小说新潮》栏作招徕,发表了周翻译的一篇法国小说。此时茅盾已心存蒂芥,认为“《畸人》之被周瘦鹃选中而且加以吹嘘,正因为其内容是‘礼拜六派’一向所喜爱的所谓‘奇情加苦情的小说’”。

  《小说特刊》反映了“旧”派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反应、一种视角。由周瘦鹃领头逐个评论西洋小说家,他的同人们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小说的理论和历史、批评小说创作。主要通过介绍西方小说理论来促进本土小说的改革,这是当时的风气,和新文学并无两致。如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一文讨论小说定义,即以《新青年》上胡适(1891-1962)的《论短篇小说》作为出发点,而进一步根据西文,把short story(短篇小说) 放到tale(故事)、novel(长篇小说)和novelette(中篇小说)的类型谱系中加以界定。他们关注新文学的进展,也肯定其成绩,如小松认为:“冰心女士作《超人》短篇,结构大佳,写爱字在情在理,丝丝入扣,令人悠然神往。” 至于像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一文更像是沿着新文学的思路。该文认为“章回小说”不是“长篇小说”,也不属“创作”,在价值取向上已脱离了旧派:“故以严格言,我国非无创作小说,惟足当创作而无愧者,盖亦鲜矣。且我国创作小说,祗短篇而止,长篇则未之而闻也……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之德,发千载之覆,洗生民之冤,此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义。”

  称道鲁迅或冰心不等于认同新文学,事实上新旧之间的一个深刻分歧是周瘦鹃等人未把“小说”变成“大说”。尤其在茅盾的《小说月报》上,“小说”被放大成“文学”或“文化”,成为救国之具。而《小说特刊》的小说论述并无系统可言,且大多出自感性。典型如周瘦鹃的说法:“小说之佳者,其魔力不弱于美女子,每令人倾心相爱,不忍舍去。” 这一“美女子”的比喻,颇典型地反映了旧派的小说美学,如在六月份刊出徐絜的《<礼拜六>之花》一文,把复刊不久的《礼拜六》杂志比做“解语花”,而每位作者的文字风格也各以花来形容,如王钝根是“富贵花”,周瘦鹃是“杜鹃花”等。 当然这是五四诸公最看不惯的地方,当时鲁迅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名字》一文,说对于报刊杂志上那些“花怜”、“鸳精”之类署名的文章,他是一概不看的。

  其实周氏重视小说的教育功能,也提倡“多作爱国小说,以深刻之笔,写壮烈之事,俾拨国人之心弦,振振而动,而思所以自强强国之道。” 但同样强调小说的“消闲”性,其夫子自道:“小说可以疗愁,为效殊神。秋中多感,百端交集,小楼听雨,每邑邑不乐,出一二名家小说读之,则郁闷为展,秾愁自蠲,正不必别觅疗愁方也。” 在他那里,小说是一种职业性的写作,跟都市的消费机制密不可分,所谓“爱国小说”是众多类型中的一种,鸳蝴派小说的基本功能不仅如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说的在于舒解都市现代性带来的压力,也如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陶冶自我的教养之具。

  在对新文学作回应时,值得注意的是周氏等人已经不无吊诡地使用了“新旧”的概念。周瘦鹃说:

  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苟精神上极新,即不用新附号,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反是,则虽大用她字,大加新附号,亦不得谓为新也。设有一脑筋陈旧之旧人物于此,而令其冠西方博士之冠,衣西方博士之衣,即目之为新人物得乎? 吾故曰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也。

  周氏不赞同“新附号”(即新式标点符号),也不喜欢刘半农发明的“她”字,因而一直使用“伊”字,到四十年代才改过来。不认同新文学的“形式”,说到底是不愿完全放弃文言和传统文化。所谓“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则意味着他自认为“旧”,却能代表“新”的“精神”。对他来说,字面上“新”或“旧”似乎并不重要,然而事实上在“五四”那里,所谓“新”已经含有历史进化的意识形态,已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强势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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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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