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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狂士们

更新时间:2010-11-22 22:48:35
作者: 孙郁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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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 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看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2

    

  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问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文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是陈独秀所邀的吧。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他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3

    

  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这种新旧参半的特点,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观陈独秀、苏曼殊的诗文,均喜引用旧典谈论已身,豪放之气诱人。细细品味,也有感伤的成分,所以侠气与哀情,有时是一对兄弟,如果看不到其间的隐忧,那大概是不得窥其全的。

  陈独秀早年的诗中,就有才子与侠客的痕 迹。看他1909年写给苏曼殊的诗,就可嗅出内心的孤苦与豪放: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苏曼殊也有几首旧诗,常被后人引用,其中《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就写得悲烈不已: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诗写得溅血、壮怀,很有风骨。不过看他写的小说,又会坠入别一氛围,有些缠缠绵绵,衷情万状。苏曼殊的小说以言情者为主,多写青年男女婚恋的不幸。作品直指悲剧的源头,对旧的礼教殊多嘲讽。他的《焚剑记》、《破簪记》以传奇笔法,勾勒世道人心,比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多了一种讽世意识。曼殊乃多情善感之人,对人间苦难颇为敏感,每每下笔泪水涟涟。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然而有仗剑归去,佳人难得的孤愤,这情调,甚得陈独秀等人的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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