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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狂士们

更新时间:2010-11-22 22:48:35
作者: 孙郁 (进入专栏)  

  陈氏在《为苏曼殊<破簪记>作后叙》中写道: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相当长的时间,陈氏一直觉得曼殊的小说颇可一阅,对国人大有价值。待到鲁迅出现,新风吹来,他的看法便有所变化,对鲁夫子的癫狂与笑傲群雄之举,很是惊异吧?坦率地说,苏曼殊只是个抒情诗人,还像个少男,跳不出个人恩怨与情感的圈子。文章固然精秀善雅,也不过侠客与佳人的旧梦新唱,与现代人的情怀还有差别。鲁迅作品的规模与气象,都非前人可比。倘将《呐喊》诸篇与曼殊全集对比,优劣立判,明暗顿出。鲁迅写人写事,不拘于儿女情长,内中多伟岸之气。他写婚恋之不幸,穷人之落魄,故事隐曲之外还多哲人之思。那情感百折千回,直抵上苍,有幽玄之美。所以五四之后,鲁迅谈到苏曼殊,对他写《寄弹筝人》一类的诗,就不以为然,觉得远不及其译介拜伦时那么可爱。

  鲁迅在文章上的修养,远在陈独秀、苏曼殊之上,这是大家公认的。陈氏诗文豪情万丈,但止于此岸;苏氏柔情万种,毕竟是才子式的低徊;鲁迅却天马行空,走在生死之界,上究苍穹,下诘阴域,横扫人世,走得比二人都远。直到晚年,回忆起留日时的生活,对大的破坏与大的变革,依怀旧情,年轻时代的气韵还久绕心头。陈独秀等人的放荡不羁是外露于世的,鲁迅则在内心深处,有超迈之气,文章要比别人走得更远,绝无旧才子式的缠绵。你看《狂人日记》、《长明灯》哪有文人的酸腐气?小说里的鬼气与阳气交织一处,凛凛然冲荡于世间,读了不禁毛骨悚然,仿佛被抽打了一般。他的杂文犀利、尖刻、明快,有人讥之为有“刀笔吏”之风,不是夸大之词。但那也是只看到了一面。其实鲁迅的文章,酸甜苦辣之外,亦有自我戕害、抉心自食的地方。这后者残酷而奔放,为千百年间所罕有。毛泽东当年在最困顿之时读到了鲁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绝,以为是难及之人。那时毛氏还是个被压迫的人,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奇气。自己想要说或未曾说出的话,鲁迅大抵都说过了。以毛泽东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对鲁迅说了一大堆好话。对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毛氏只是在一个阶段引为同道,后来就弃之一旁了。鲁迅却是个例外,几乎一直陪伴着他。思想的深处是有某些呼应之处的,乃至对其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现代史上颇为独特。文人大多喜读鲁迅文章,乃是从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气。那志不拘检的阳刚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处。今人欲达此等境地,大约是难而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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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来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的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的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已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 “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 侍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一九0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三十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它,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着现代史的诗魂。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的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漫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入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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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细细说来,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他们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遗绪,这是一看即知的。还有一点晚明士大夫的“孤愤绝人”的气色,大概也不算妄断。不过鲁迅内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内化于其中。这使他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看陈独秀,无论从远从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没有什么隐曲的地方。但鲁迅不行,无论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远,远而弥近,难以理出头绪。鲁迅曾说自己有安德烈夫式的阴冷,大概是不错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绪里汹涌着非理性的暗流。陈独秀虽说也自称喜欢尼采,可他到底能读懂多少,很难说清。而鲁迅对这位德国哲人,却曾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鲁迅对域外的反抗哲学颇为了解。而陈氏用于革命的时间过多,精神哲学驻足的也只是几年,思维由复杂趋于简单。所以同样是一名斗士,呈现的意象不同,给后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别的。

  若说对尼采的理解,陈氏可说只得其形影,鲁迅却解其精髓,且又杂以新意。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便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对这位“超人”的哲学颇有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时译为尼伻),并用其思想解释文化上的难题。后来他还译过一点尼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对其精神的深,有持续的热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过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其看法很值一思,有参照的作用。伊藤认为:“鲁迅发现尼采所谓‘积极的人’,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破恶声论》)。基于这个认识,鲁迅把最后的希望寄寓于少数人物的‘心声’‘内曜’之上,这就是他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喜欢尼采,在后来的创作里渐渐呈现出来。比如常用诘问句,行文是诗化的;蔑称强权,出言有冲荡气韵。《文化编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为尼采给鲁迅的深切影响是,发现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着独立的精神。新人总将代替旧人,将旧俗远远地甩在后面。《文化编至论》深切地透出了个人的思想:

  若夫尼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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