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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深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更新时间:2010-11-16 19:47:38
作者:

  

  编者按: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美国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于2010年9月19日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一场“市场深化与中国社会转型读书研讨会”,主要讨论张维迎教授新著《市场的逻辑》和央视电视连续剧《公司的力量》所提出一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书中提出的问题为引子,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会议主办方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本次会议的部分发言记录。此处为下半部分——张维迎教授发言之后,与会经济学者们的发言。

  

  新望(《中国改革》杂志主编):

  我想补充自己的一些想法。刚才提到,市场经济、财产权的观念,西方很早就有,中国也有。我觉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应该是一种现代经济意义上的理解。古代也有财产权,但现代的财产权由民法规定,还有一个宪法意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是并行的,市场经济确立的私人财产权,有赖于法治国家在宪法意义上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在古罗马,民法中也提到了财产权,但那是司法意义的,而不是宪法意义的。

  同样地,在中国民间的传统社会中,贸易、生产也很发达,但我们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构建过程。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的追溯和思想史的追溯,有一个古今之变。古今之变不能单谈一般的市场逻辑、贸易和分工,还要衍生一步,涉及宪政框架。最近我们几个人呼吁,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最早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对政府法治框架、宪政框架的奠定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增长得很快,如果我们不能回到早期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政体、宪政框架的话,我们现在的国内经济再发达,国内外贸易再扩展,经济学也会被扭曲。

  我们反思改革开放30年,一方面要沿着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等道路继续发展,另外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也应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应考虑到,在亚当?斯密谈市场经济的时期,经济学隐含了对现代法制框架的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相当于处在那个时期。现在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出现了“中国特殊论”、“中国模式论”、“中国强大崛起”等说法,看上去现在的一些经济指标很好,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隐含的那一面我们一直不够重视。

  

  周为民(中央党校教授):

  

  我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所达到的发展和繁荣,可能是很多我们这一辈人所未曾想到的,就像很多年轻人也无法想象30年之前的中国一样。当时老百姓吃穿住用行万般皆难的状况,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到。今天我们集中讨论的是几个难题,如上学难、看病难等,但30年前,哪样不难?这样一来,大家认为中国30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一个文学或神学的说法,而对于这个奇迹怎么解释,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人们普遍把这个奇迹看作一个谜,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么说。但我们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的发展真正当作一个谜。实际上不是。

  中国30年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哪里?就在市场的逻辑。这不是模仿,只是我们回到了常识,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常识之一。我们回到市场的逻辑上做了一些事情,于是有了这样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确是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社会变革我觉得没有结束,这不仅是一场 1949年以来的大变革,也是1911年以来的大变革、1840年以来的大变革,甚至两千年以来的大变革。

  刚才张维迎提到了老子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包括他说老子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人士是司马迁,他受到的刑罚,在中国历史上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就是要扼杀掉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生殖力。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更多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思想,但真实起作用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是严重缺乏市场传统的。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搞市场经济的人批孔孟,认为他们重义不重利,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比较一下全世界各民族,最重利的、最关心赚钱和发财的是哪个民族?可以说是中国人。没有哪个民族新年有“恭喜发财”这样的贺词。看到这种情况,孔孟才奔走呼号,说不能光讲利,还要讲义。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利?恰恰是因为这种追求利的要求一直被强行压制,才表现得更强烈。

  我们来看,从秦始皇开始的黜墨抑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打击小生产、打击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可以说压制民间工商业成为绵延2000年的基本原则。当中国人决心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也正因如此,这场变革非常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文化,我们对市场的作用总是充满疑虑,总是过度迷信行政的作用、政府的作用。

  现在的情况是很令人忧虑的。当我们的市场化过程有了一定的进展后,相反的趋势,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马上就开始起作用了,中国人习惯了用管制的方式来对待经济。现在经过初步的市场化过程,财富增多了一些,但有些人马上就想重新进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但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觉得,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因为控制不足造成的。

  在这样的阶段,一方面政府财大气粗,有了重新控制的条件,另一方面有人也认为有重新控制的必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现象是带有趋势性的,例如 “国进民退”,不论主观上是什么动机,客观上总是造成一个结果:每当扩张的时候,首先扩张国有部分,一旦紧缩的时候,主要打击民间经济。

  我觉得《市场的逻辑》这本书的确发表地很及时,就是要把这个逻辑彻底说清楚。市场的逻辑就是人民自主活动的逻辑,不相信市场、怀疑市场,其实就是不相信人民的自主力量和历史作用。这样说也许政治色彩太强,但道理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在论证一些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时,往往还会以国家控制作为前提和论据。例如在讲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退出时,我们还经常说,即使国有企业数量下降、比重降低,也不影响国家的控制力。这样的思维方式还在影响着我们。

  我们的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思维。例如当我们谈到推进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等政治问题时,我们不会说公权力的职能是控制个人权利,而是强调公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质。但我们在对待国有企业和民间经济力量的关系时,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不懂得市场的逻辑。

  

  姚中秋(独立学者):

  首先我想简单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张维迎讲到的市场规模的问题,并引用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增长的先天优势。但我们可能还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个建国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国家组织在一起,美国建国者认为可以通过联邦制分权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没有官僚制,大规模的共同体是不可建立的。规模,这是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

  最近我在写一本有关中国治理秩序的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大规模的共同体如何治理的问题。秦朝试图用中央集中的权力控制每个人,这实际上是超出了国家权力能力的范围,所以很快崩溃。中国的大规模可能带来活力,也带来了治理的难题。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把13 亿人整合为一个平等而自由的共同体?其实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中国人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科学将是一大贡献。

  接下来我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的市场化进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其实张维迎给了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企业家的涌现,第二个答案是邓小平。现在的改革话语一致认为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我的疑问是,我们如何把这两个因素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也涉及到我们如何想象中国未来的变化。我们未来10-30年应如何发展?我自己当然倾向于通过自发秩序创造一个规则,但执政者最大的美德是审慎或明智,而不是创造。

  我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了吗?或者说中国的市场化是否基本完成了?我读这本书之后,基本的结论是,通过30年的变革,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工作。但实际上我又发现,书里又讲了另一套事实,比如在最开始时讲到,我们有四个市场,产品市场发育比较完善,劳动力市场也还可以,但土地和资本市场根本没有。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化真的已经完成了吗?我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大概就没有发生过特别深刻的市场化。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生 “国进民退”?其实根据我的观察,这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事实上发生过好几轮了。可以说有一个简单的规律:进行一次宏观调控,就会发生一次“国进民退”,过去30年基本都是这样的。这里有一套非市场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根本的,市场的逻辑只不过是浅层的逻辑。

  我觉得,要理解这样的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引入两个概念来探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判断它是否完成,一个是市场机制,另一个是市场制度。市场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人的本能,只要人生存就会交换,只要交换就会有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会在任何时代的人身上发挥作用。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的行为模式,仍然是基于一个市场机制形成的。当时农民为什么会磨洋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得不到收入,所以少付出一些。在我看来市场机制始终在起作用。中国儒家讲“仁义礼智”,我改一下叫“仁义利志”,人要同时追求这四种价值,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但市场制度不是这样,市场制度是需要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的。中国过去30年发生的事情,基本情节是,由于原有控制机制的松动,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市场制度其实不在市场之内,而是在市场外,即道德、理论的安排等,这给了市场机制一个形式,使之变成市场制度。很难说中国存在市场制度,即使有,也可能只有20%-30%的程度。在这样的基本架构下,随时可能复辟,复辟的动力要比往前走的动力大得多。

  第三个问题,市场化能自发地带来宪政转型吗?张维迎的书中也说,我们要分前30年和未来30年来看,前30年基本完成了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部分,后30年要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或宪政法治的体制构建。我的问题是,在这两个档之间,我们可以平稳地换档吗?我自己对此很怀疑。因为贫富分化会导致民众的怨恨、不满和焦虑,这些给制度变革设置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要么是用强势的权力控制,这个权力一松动就会造成崩盘,要么是民众的怨恨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这种力量正在底层集聚,只要爆发出来,是要颠覆一切制度的。统治者会认为自己不能动,一动就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底层就越是要动,上层就变得更保守,下层变得更极端。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如何化解这种底层的情绪和激情。

  第四个问题是,一个健全的治理秩序,或者说一个优良的治理架构,应怎样建立起来?张维迎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基本路线是先发展后民主,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吧。这两年我的想法有些改变。我们觉得要追问,法治谁来构建?我们都认为法治很好,但谁有这种动力和能力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比较准确地理解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变化的机理,可能就不会有很多对“法治先行”的迷信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对民主做比较宽泛的理解。民主不一定只关乎底层民众。民主构建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是精英的广泛参与,也就是说,执政党要扩大其统治权的参与范围,以及参与者的范围,吸纳体制外的力量,例如企业家、民间社会领袖等。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的改革,把这些精英逐渐吸纳进来,再通过均富来化解民众的“被抛弃感”。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转型方案。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我从媒体的角度谈一些感受。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好的著作捍卫市场经济,但为什么社会上下对市场化的质疑还是那么多,为什么社会压力还是那么大,是不是简单地因为网络“造反派”流行,民众受到了煽动?我认为不完全如此。

  张维迎教授的书,在我看来可以有另外一个书名,可以叫《好的市场经济》。他提出的这样一种逻辑、一种方向、一种为了相互幸福的交换体系,带来好的市场经济的脉络和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逻辑是非常一致的。

  这是一种理论的市场经济。在现实层面,人们的体验则可能很不一样,比如权贵资本主义,比如把市场逻辑等同于自由买卖、你情我愿逻辑,最后等同于唯利是图逻辑,这势必会使强者愈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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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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