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责任立己,制度立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9 次 更新时间:2010-11-16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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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无论人类有多大力量,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地球是圆的,而且它每时每刻都在旋转。

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世界总有一面,你不曾看到。或者说,你看到的,只是小小的、窄窄的一面。

而且,那些看到的,往往会阻碍你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个逻辑又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不是对外炫耀或指责,而是对内反思。

安安静静地反思。细致而重要的声音,才会从心底慢慢浮现。

我们,我们中国,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鸿篇巨制的叙事、浩浩荡荡的进军、改天换地的使命关联在一起。

然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对于我们拥有的力量,无论个体的还是整体的,实体的还是资本的,我们是否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一部分人甚至过于骄矜与轻狂?

我们有没有经常反躬自省——力量的膨胀是否代表了可持续的价值,和幸福快乐是不是同义词?力量的取得和扩张,消耗了多少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今天和明天的储备?为什么力量的增长,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抱怨和对立?

每个利益主体,从个人到组织,都会追逐某种力量。而财富、名声和权势,则是力量的一般等价物。

可是我们很少思考,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力量?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中,原本善良的麦克白将军,由于利令智昏,被一心想当王后的妻子所误导,终于走上弑君的歧路。在下手杀死前来家中造访的表哥、苏格兰国王邓肯之前,他这样自言自语:

“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

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成果,

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

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

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

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

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了了。”

麦克白无疑是有力量的,但当这力量被个人野心、权势欲望和不择手段所驱动时,不仅吞噬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这是他从英雄沦为暴君的根源。这一案例是极端的,但又是人类悲剧中的一个基本原型。

人类原本是有其他原型的,无论是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包含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仁道,还是伊斯兰教义中“人的真正财富是他在世间所行善事”的善道,抑或基督教文化“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的爱人如己之道。在这些原型中,他人不是工具,不是手段,不是途径,而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主体,正如汉代学者刘向所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那种可持续的力量,永远和爱人之心、谦卑之心、给予之心、服务之心,连在一起。力量只有用于“促进社会的合作”(罗素)和“人类的幸福”(马克思),才能告别被滥用的迷雾。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最需要的力量,就是为他人服务的力量。

罗素在《权力论》中说,在他看来,释迦牟尼和基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是“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权力的人”。

“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曾谋求那种能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追求那种能使人们自由的权力——就前两人而言,他们指出如何克制那些会导致争斗的欲望,从而战胜奴隶制和征服;就后两者而言,他们指出控制自然力量的途径。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那种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求幸福的欲望、求内外和平的欲望、求了解整个我们自己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上面的世界的欲望。”

比罗素更早些,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德语作文考试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

如果说每个个体可以通过不断的反思,重新体认力量的真谛,从而实践有尊严的、服务他人与社会的生活。对一个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建构出一套体制和机制,制度化地、长期地,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倾听人民的声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通过对那些反思性声音所作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回应,持续地改进国家治理,促进人民福祉。比起政策和领导人的开明,民主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动力。

虽然从人均的意义上,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现在,没有谁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学者论证说,中国一些省域的经济总量,可以排进世界前多少多少名。换言之,我们的一省一市,已经大过了不少的国。

所以,在中国的相当多地方,领导们似乎已经不认为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有什么实现不了的目标。就以近两年急剧扩张的超过3800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说,尽管有许多方面都在提醒“小马拉大车”的风险,提醒不少投资项目收益没有保证、偿债责任主体不明、地方财政对平台的担保有名无实,但各地的热情难以消除,惯性依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未来的自信,尤其是对土地升值的自信。

在这种基于土地依赖的“投资大跃进”和“地方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背后,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正日益强化。这是另一种的“动物精神”,以地方官员强烈的、无所不能的欲望为主导的“动物精神”,而关系我们长久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那些价值,则像是永不落雨的雷声。

非理性的狂热必定导致灾难,这一点无人否认。但在灾难发生之前,人们永远乐观。

国家的力量越是强大,官员的愿望越是宏大,越是需要制约。制约,就是用制度,提供约束。

我们有力量。但我们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力量不至僭越,不会偏执,而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理性的检验、民主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吗?

托马斯·潘恩说过:“宪法先于政府,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

只有从力量的崛起演进到制度的崛起,从市场的崛起演进到法治的崛起,文明才能真正与我们相伴。

我们渴望一个负责的时代。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

责任立己,制度立国,乃是大国的王道。(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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