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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创建“幸福中国”

更新时间:2010-11-09 21:00:04
作者: 徐景安 (进入专栏)  

  

  《吴越春秋》中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民富”在“国强”之前,古人早在千年前就提出了“以民为本”思想。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将中国经济带入了世界前列,也使“发展第一”成为了30多年持续不变的首要目标。但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国民的同步富裕,收入差距过大成了发展起来后的问题,科学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创建“幸福中国”,还富于民,需要真正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换,而民富才是国强之源,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今天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大家几乎没有分歧。应该怎么做也提出了不少:比如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合理分配、关注民生、社会保障、持续发展,并且已被当局认可写入报告、文件,但大都没有有效实行。几年前,我们曾讨论过转变政府职能,从主导经济转为公共服务。那时我说:“服务型政府好不好,好?对不对?对!但做不做得到?做不到!行不行得通?行不通!”为什么?发展第一是中国的国策,主导经济是政府的职责,GDP是考核目标,官员靠这个升官,怎么会成为服务型呢?

  

  “科学发展”抗不过“发展第一”

  

  “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将超额实现,所要求的科学发展的目标基本落空。“十一五”规划要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年均增长10.1%。如果今年增长维持去年的水平8.7%,五年年均增长将达到9.4%。实现发展目标已成定局。可是,与此相反,“十一五”规划要求的科学发展,不仅没有做到,甚至更趋恶化,已达到临界点。

  比如“十一五”规划要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结果我国投资率世界最高、消费率世界最低;“十一五”规划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果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产值能耗水平都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果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最高,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世界最低,行政开支却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保持社会安定,结果是群体事件不断,从1995年的6000起,到2007的6万起,2009年已经达到23万起。

  

  “科学发展”作为这一届中央的一面旗帜,为什么就抗不过“发展第一”?

  

  “发展第一”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把饼做大再说,至于怎么做大,增长方式是否合理,如何分配,分配方式的公平与否都不重要。所以,讲“科学发展”,就不能“发展第一”;“发展第一”就不是“科学发展”。可是“发展第一”是邓小平定下的国策,所以解释“科学发展”必须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十七大报告解释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第一”是物本位价值观,把物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忽略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以人为本”是人本位价值观,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科学发展。这里把“发展第一”与“以人为本”相提并论,让各级政府去选择,GDP考核是硬的,“以人为本”是虚的。结果就是发展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落空。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今天我们来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十二五”进行这改革、那改革,无非是把过去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能起什么作用?当下中国不缺改革的具体方案,当然讨论一下也是有意义的,但最主要的是怎么启动新的改革。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今天,我们就要找一个启动中国新改革的支点。

  先回顾一下,邓小平是怎么启动30多年前的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经济。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全党全国把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作为头等大事。小平找了一个什么支点撬动、翻转中国呢?他大讲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他的著名论断。然后,他讲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从政治出发,落到经济上,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问姓社姓资,引入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00年不动摇。此后无论提什么口号,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都要提首先是发展,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发展第一”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实现了改革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发展是第一、GDP为目标,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斜,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斜,行政开支加大;忽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事实证明,“发展第一”的最大得利者是政府,招商引资、建设项目,政府可获得政绩、增加收入,官员可碰杯喝酒、升官发财。今天中国提什么口号都是虚的,唯有“发展第一”是实的。出现了种种问题怎么办?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结果越发展,问题越严重。

  改革前30年,中国沉浸在“政治第一”的狂热之中;改革后30年,中国陶醉于“发展第一”的成功之中。如果说,当年不能从“政治第一”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就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如果不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完整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领导中国完成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发展第一”是针对“政治第一”的。今天,中国面临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就要提出新口号、新方针、新国策。这是否违背邓小平理论呢?

  邓小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是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今天我国显然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邓小平讲:“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第1317页)先发展起来,再解决问题的策略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的讲话中。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第1356-1357页)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第1312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第1364页)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是邓小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论断。3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怎么能还坚持“发展第一”呢?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发挥优越性:(一)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二)政治上实行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三)文化上建设精神文明。他认为,“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邓小平年谱》,第705-706页)“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第1102页)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就要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新改革,实现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

  可是我们至今还没认识到中国处于新阶段,需要新转折,推进新改革,还在强调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还有谁不以经济为中心、谁不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患的就是“经济中心”病,各级政府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众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就是为了克服“发展第一”的偏差,但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所以问题依旧,甚至越趋严重。

  

  创建“幸福中国”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我国从 “发展第一”的偏执中摆脱出来,否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是为什么?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发展是手段,老百姓过好日子是目的。

  那么,老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按小平的说法,不仅要富裕,还要民主,还要文明,这就是幸福。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就是为民众谋幸福。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这就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年邓小平以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作为支点,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不妨以创建“幸福中国”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大家会有疑问,提过那么多好口号都不管用,一句“幸福中国”能起什么作用?

  首先,创建“幸福中国”,就改变了评价目标,以幸福指数,代替GDP。这样,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道德,还包括我一直呼吁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将纳入指标体系。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

  其次,创建“幸福中国”,就改变了评价主体。“发展第一”,GDP为目标,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幸福中国”的主体是民众,幸福不幸福,得由老百娃来评价。

  评价目标、评价主体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江苏省江阴市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评价目标就是“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都有好收入,人人都有好环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并以此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评价主体如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办法就是进行幸福感测评。

  

  新改革的切入点

  

  面对我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我国社会转型必须完成民主化进程,这成为一种主流意见,但反对观点也十分强烈。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持迟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改很难作为新改革的切入点。即使力主政改的人,意见分歧也很大。有的主张,从约束权力入手,搞宪政民主。宪法至高无上,任何政党、政府、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之上。这作为政改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就有问题。宪政民主的前提,就要制定一部新宪法,那就会陷入无穷的争论之中。宪政民主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起点。有的主张,从政府授权入手,实行民选,解决权力的合法性。这也是政改的目标,必须逐步推行。但是从民选入手,结果很难预料。有的主张,从言论自由入手,放开对出版的管制。这个意见有道理,作为知识分子要求很急切,但对民众来说可能更关心其他权利。

  我认为,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应不具有政治风险,容易达成共识,能给民众带来实惠。从创建“幸福中国”入手,就具有上述优点。一是从意识形态讲,没有人反对幸福。二是从操作层面上,可以进行创建“幸福城市”的试点。三是从实际效果看,可以使民众直接受惠。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方式。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执政的理念与决策直接来自民意,并由民众来评价,这就是民主建设。选举代表参与公共决策,是间接民主。如何使民选真正代表民意,这是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但这是民主政治的大趋势,我国不能例外。从民众幸福入手,可以逐步推行民选。

  有人会说,创建“幸福中国”、“幸福城市”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他们不愿创建怎么办?政治改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政治改革既需要中央授权,又需要地方积极响应,且风险大、不可控,没有很高的权威、很大的胆识,是难以进行的。而从为民谋幸福入手,地方完全可以做,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当前,官民矛盾加剧,群体事件不断,已经到了统治集团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了。无论是为民着想,还是维系政权,都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在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政府容易接受、民众直接受惠、既得利益不好反对的方式来启动改革,这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在改善政府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改善社会行为、个人行为。创建“幸福中国”、“幸福城市”主要是改善政府行为。还应创建 “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家庭”、“幸福人生”来改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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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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