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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0-11-02 13:30:53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27]朱自清既然不愿意被“有机化”,被看作别人的“代言人”,而在那个时代里又没有自我表达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陷入失语的状态。他是诗人,却不再作诗;他是散文大家,也失去了抒情的心境,整天只是伏在故纸堆里,消磨光阴。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知识者,一旦落入失语,又是如何的痛苦!

   象朱自清这样的中年人心态与失语症,在三十年代几乎成为清华、北大教授的通病,学术的象牙塔成为他们冬眠的最好山洞,即使是“一二九”学生的呐喊、“七七事变”的炮声也没有将他们惊醒。对于塔外的时世变幻,朱自清不是不关心,只是与五四时期比较起来,少了一点年轻人的激情,多了一份中年人的理智。朱自清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既非保守,也不激进,只是一种基于超然的温和。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开始是认同的,特别到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更是无保留地支持。然而,到1943年以后,情况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3年并非一个特别的年份,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上,却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正如时在中国的费正清教授所敏锐观察到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8]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识分子的信任,与他当时发表的那篇国策性的《中国之命运》有关。《中国之命运》以一种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大肆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所谓西方来的自由与民主,要以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这立即在自由知识分子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认为这是对学术界的一种公然侮辱,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要求每人必读的“最高领袖”的著作,不久前还在与朱自清商量是否要去登记参加国民党的闻一多,[29]读了以后吓了一跳,他后来回忆说:[30]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朱自清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应如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从他对按照《中国之命运》精神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态度可以见其一斑。当他从冯友兰处听说“六大”召开的情形,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31]

   余等大失所望。老头子毫无远见,失去声望。彼全然背弃自己之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

  

   朱自清、闻一多都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直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成为他们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记。他们可以容忍物质生活的贫困,但绝对不能容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背叛,更不用说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复旧。有一次同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罗常培声称中文系就是研读古文,爱好新文艺的就不要读中文系时,一向与世无争的朱自清竟然当众站起来,激动地驳斥说:[32]

   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

  

   只要一提到新文学、新文化,朱自清就无法保持平常的冷静。但这还仅仅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一旦“最高领袖”也要开倒车,也要背叛五四,朱自清如何能够安心,如何再能象以前那样信任“蒋委员长”,认同那个政府!朱自清虽然还沉默着,但他的内心与国民党发生了疏离。

   西南联大成为了民主的堡垒。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推动下,闻一多卷进去了,重新焕发了诗人的热情,而且进一步成为激烈的斗士。但朱自清还保持着“中年人”的温热,保持着那份理智和冷静。他觉得,象自己这样的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他敬佩青年人不怕幻灭,勇于改造一切,丢掉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理想。但他也担心这种改造究竟会给国家带来安定呢,还是进一步的动乱?他没有把握,他不愿向闻一多那样义无反顾地叱咤风云,做一个狂士;他仅仅愿意有所不为,狷而不狂,谨慎地调整过去的传统与原则。他以为,象自己这样的温和的调整者与激进的改造者“相辅为用”,可以“维持着活的平衡”,“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33]

   也许朱自清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有种天然的警惕,或者性格的局限,尽管在道义上他是同情学生、同情民主运动的,但一旦要付诸于行动,他总是怀有几份谨慎,尤其是回避针锋相对的场合。不仅是自己,而且对于过于政治化的学生运动,他也怀有某种警惕,不希望青年人都成为政治势力的工具。1939年,朱自清写过一篇《中年人与青年人》的杂论,指出中年人最不满意青年人的,是后者的“恃众要挟”;认为大学“如果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他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34]即使到了1946年春天,整个知识界都陷入激进的狂热时,朱自清还是希望将青年人的激情与中年人的稳健结合起来,“两下合作起来,才能办事”。[35]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让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的,竟然又是一次发生在身边的血案,这次流血的不仅有学生,还有自己的同事、大学教授闻一多。

  

   四、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 打手血洗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死伤无数。年轻人的血,再次震撼了朱自清本已麻木的良知。第二天,联大举行死难者入殓仪式,朱自清没有去,他呆在家里,静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反省自己的灵魂。此后一段时间,朱自清虽然还没有勇气再次走上十字街头,但他的内心却是波澜起伏,长久不得安宁。他痛恨这个残暴的政府,但更痛恨怯弱的自己。他在日记上写道:[36]

   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怯弱。

  

   复员了,朱自清怀着沉重的内省,从昆明回到久别的北平。在途径成都的时候,他听到了闻一多遇刺的噩耗。他与闻一多平时虽然说不上有多深的私交,但毕竟同事多年。闻一多的鲜血彻底唤醒了他本来还在犹豫的灵魂。他再也抑制不住压抑良久的激情,满腔的悲愤化为一首燃烧着爱与恨的《悼一多》,这是他搁笔二十多年以后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他主动承担起整理编辑闻一多遗著的重任,他觉得闻一多死得太惨了,“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37]

   促使朱自清走出象牙塔的,不仅有学生、同事的鲜血,更重要的在于他内心思想的变化——他结束了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长期徘徊,终于接受了民粹主义。朱自清的这一变化,与当时思想界的民粹思潮再度膨胀不无关系。

   继五四之后,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又一次掀起了民粹主义的高潮。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民粹意识还是源自西方的外来思潮,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的话,那么,到了四十年代,民粹意识就成为知识分子们对于社会实际的活生生感受了。在北平的时候,大学教授们蜗居在大学校园,对社会一般民众的生活有所耳闻,但毕竟感受不深。抗战以后,他们来到了大后方,沿途所见、周围所视,皆是贫困民众的一片惨状。1940年以后,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薪水又打了折扣,大学教授们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平民。为了弥补家用,只能各找门路。兼课的、卖字的、刻印的都有。朱自清为了送妻子回成都老家生产,竟然只能靠典当方才成行。贫困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不满,毕竟在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还是识大体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大后方出现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触目景象。一方面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贫困潦倒,另一方面却是拥有特权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贪污腐败,无所不极,这一对比实在鲜明的社会现实,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强烈反应,刺激他们产生了一种与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平民意识。平民,成为在知识界出现频率极高的的中心词,这就为民粹意识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为了抗议和改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在四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不过,对关于何为民主,知识分子们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有自由主义的,也有民粹主义的,而且后者的声势还更大一些。平民的社会意识与民主的政治要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即怀疑西方民主的代议制,要求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因为有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价值支持,比较起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更能获得一般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抗战胜利前后的民粹主义,不仅有社会层面上的平民意识,而且也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要求。

   这股再次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朱自清。在晚年朱自清的笔下,再也见不到五四时期那种清新平淡的散文,而多是讨论社会和思想问题的杂文,而且大都以“论……”为题,如《论吃饭》、《论气节》、《论书生的酸气》等等。从这些杂文中可以看出,到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全面地接受了民粹主义。

   1946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杂论,谈到了文学的“生路”,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的“生路”:[38]

   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新文化得从矛盾里发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

  

   这是朱自清晚年思想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它表明了朱自清在思想上正式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向民粹主义靠拢。他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去撞自己的丧钟”,而试图做一个为“新时代服务的”的脱胎换骨的“新人”。

   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将社会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官僚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两大部分,而且以这种二元的眼光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如前所述,在二十年代中期朱自清已经以一种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发现了知识阶级正在“向着灭亡走”,尽管他并不看好这一阶级的前途,但还是承认它是独立的、自为的,他不愿背叛自己的阶级,宁愿与其一起灭亡。然而,到了1946年,朱自清终于改变了过去的立场。在他看来,传统的士大夫本来是统治阶级的奴仆,发展到现代的知识阶级,开始独立于军阀与官僚,成为游离的、独立的知识阶级的。在五四时期,一时还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级并没有很大的力量,又无法满足民众的吃饭欲望,与民众联合起来,于是慢慢地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夹缝中间,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但他们还是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守住自己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所不为。但游离是不可能持久的,民主的大潮流来了,民众的力量也成长起来了,象牙塔已经变成了十字街头,在这个异常苦闷、活不下去的年代里,知识阶级惟有走近民众,将“人道主义”的尺度换成“社会主义”的尺度,与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打破现状。[39]这表明,一旦在理论上接受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这样的二元观点,就不可能完全游离于阶级冲突之外,坚持独立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而只能站在十字街头,完成非此即彼的阶级选择,最终蜕变为一个有机的、依附于一定阶级(不是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选择是痛苦的,但朱自清最后还是作了选择,选择的依据是所谓客观的历史趋势,所谓的“平民的世纪”。这种选择,观点的改变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所谓立场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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