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

——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及其作用

更新时间:2010-10-24 20:33:49
作者: 邓正来 (进入专栏)  

  国林风的上架售书目录更加广泛,其中主要增加了文艺类图书和相当数量的电子计算机类图书。

  与另两家相类似的是,国林风也试图建立与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其手段基本类似,如发放“书友卡”,发行月刊等等。

  上述三家民营书店虽各有特色,但比较而言,其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且大于相异点。概括言之,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对自身的定位有明确的意识和把握,并且试图突出自身的文化色彩;二是追求与读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和密切的联系,试图在影响读者口味和购书偏好方面能够发挥作用。三是有意识地、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国家业务主管部门建立良好的互动。凡此种种使得这三家民营书店不同于其他书店而独树一帜。

  而在全国范围内,此类书店还有很多,其中名声较大者有北京的席殊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店和贵州的“西西弗”书店等。它们之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例如1997年春节期间,由上述三家民营书店牵头,在北京丰台宾馆举办了一次春节招待会,除近百家出版社派出代表以外,还有近百家民营书店代表和个体书商共2000多人参加。民营书店业如此规模的聚会是空前绝后的,一时传为京城佳话。在这种联系在基础上,业内人士也大都在谈论组成特殊的联谊组织,只是由于政府的态度尚不明朗才暂时搁置下来。但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几年内,这一类型的联合组织必将以某种形式出现。

  

  三、1949年以后国家对于知识治理制度的建构

  

  任何国家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经由各种手段和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特定指向的政治社会化,其目的是通过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使特定的政治意识内化为其公民的自觉的行为规范,从而营建出一种能够维系和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文化;其结果不仅是使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是降低社会统治成本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稳定。而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控制和治理过程。这是因为,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社会化措施,从根本上说,则是创设这样一种知识治理制度,其中包括积极与消极或进攻与防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体现自己意图或合乎自己意图的政治理念主宰知识的生产者和生产场所,透过特定的制度性安排便利经由这样生产者在这样的生产场所而生产出来的知识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和散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遏止不利于自身统治之合法性基础的知识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封杀一切可能的这种损伤性乃至颠复性知识的传播和散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社会所依凭的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之一即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治理。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知识治理制度成为国家机构建设(state-making)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知识治理制度在实践中的功效以及国家对此所做的调适和变革也相应成为国家机构发展的重要环节。

  但是,知识治理制度的样式和功效并非一厢情愿地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的意志和决心,尽管这一意志和决心在知识治理制度的建构和运作过程有着相当关键性的作用。考察1949年前后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下,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经济物质资源和制度性资源,以及动用资源的方式往往会对知识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国家机构对于知识治理制度难以乃至根本无法实现一体化的建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自由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格局使得国家无法包办和全面管制包括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在内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与此相应的则是在政治上无法确立实行全面和严密的控制。尽管出于对政治反对派的遏制需要,国家建立了新闻检查官制度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图书和报刊实行发证审查和违规关闭的措施;在实际生活中,因政治原因查封刊物、报纸、单纯购销型书店和兼有出版业务的书店的个案时有所闻,所见不鲜。但最终结果却往往是名存实废,被查禁者往往会在此后不久即以其他名义或名目重新问世,而违规运作也就成为屡禁不止的常见现象。无法建立一体化知识治理制度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由于内外沟通无阻的缘故,例如非常住居民可以在华办报办书店,外国报刊图书的进入了无障碍,等等。这更增加了管制的难度:一则是在处理事涉外国人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二则是国内政治反对派会由此假托名义而行反体制之行为。更遑论长期以来,先有军阀割据,后又有“异党”武装根据地之出现,中华民国的国家治权从未有机会实现真正统一。对于那些处于分离状态下的地理地域之中所存在的知识生产过程,国家根本无从建立任何意义上的治理制度。

  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较之于此前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力量而言,国家领导人显然对上述定义的知识治理制度给予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和关注,并且以完全自觉的方式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构和完善相关的治理制度。早在1951年5月,中共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将所有涉及知识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事务,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戏剧文学艺术报纸报刊书籍出版等待业的大政方针,统一归属为“文教口”,确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的体制,并且提出将过去为着进行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发动的“突击性”活动转变为由常设性机构所开展的经常性工作。从那时以来,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或全国不同级别或政治区划的党的宣传部长会议便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确定下来直至今天。

  但更重要的是,此时所建构的知识治理制度立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因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式和形态。首先是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因而此时的政府政令所到之处无阻无碍;其次是在思想领域有多次政治运动,使任何反对派,即便是思想意识上自认的反对派难以存身;而最后且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程而消解了过去一向处于自由、至少是半自由状态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建立了全面而又严密的知识治理制度。

  这一制度涉及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知识生产涉及的人力与物力来考察,可以发现,对于知识生产者个人,国家主要是通过1949年以后直接接办因战乱而停办的原国有教育机构和对一直生存下来的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包括“关、停、并、转”方式的国有化,而最终在1958年实现了所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国营化;同时又通过建立作家协会和其他各类协会的方式使过去从事知识生产的其他非教师类自由知识分子改变为有职位约束和单位统属的职业化,从而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内实现了对于这些知识生产者的控制。而对于知识生产所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更由于全面计划体制的实行而轻而易举地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从知识生产过程所包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来考察,则可以看到,生产的环节,包括作为生产者个人所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作为中介者所在的出版社等等,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单位”而实现了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在消费和流通两个环节中,流通是国家倾注大力而着重治理的对象,主要途径是将报刊和图书发行销售机构进行全面的改造而使其纳入国家知识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流通问题的解决也就自然解决了作为下一个环节的消费问题。因此,更确切地说,在知识生产所涉及的物流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知识的传播和流通的控制双重地实现控制和管理。

  具体说来,国家在实际建立知识流通和传播的治理制度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限制、改造,进而取缔了所有私营的书店和书贩,二是以过去根据地的图书发行体制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直到县一级地方的具有“统购统销”功能的新华书店系统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国书店系统。二者在经营范围上有所分工,前者专营新版图书,后者专营古旧图书和二手再流通图书。由此,实际上不仅复盖了所有新知识的传播和流通,实际上也控制了以往知识生产的成果的流通,从而造就了一种对于知识流通的垄断性控制。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而特有的社会场景。

  很明显,相对于其他治理手段而言,对于知识流通和传播环节的控制属于成本较低、管理较易而实效较大的制度。这一方面是在对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实行改造的同时完成的,因而较少有政治性阻碍;另一方面又因其表面属于经济事务而非政治举措,因而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所谓实效较大,一是因为通过新华总店的统购功能,所有的正式出版的图书实际上都会经历权力高度集中的再审查(作为正式审查制度的补充),二是由于其包销功能,能够轻易杜绝并追缴事后发现的所谓“坏书”。因此,直到今天,新华书店的这些功能虽有所减弱,但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而且国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通过政策优惠力图继续扶持和发挥这一“主渠道”的功能。

  

  四、改革开放以来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治理制度的变迁过程

  

  1949年以后所形成的以国家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全面且周密的控制为特色的知识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和在政治上实行相对宽松的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但具体而论,知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上所发生的变化,其深度、广度和速率并非是划一的。相对而言,在知识的生产者和生产场所一方,开始出现因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的丧失而相应形成了少数自由撰稿人和独立学术研究者以及所谓民办研究所,同时在他们周围又形成了诸多由尚在体制内的正式机构中任职的知识分子参与其间的各种小“圈子”。尽管由于体制的原由,这一变化刚刚开始而未能形成真正的规模效应;尽管图书种类由1978年时的1万种增至90年代中期的9万种,总印数由37亿册增至64亿册,但其中那些在知识界流传较为广泛的图书在相当数量上是由这些独立和自由的撰稿人和学术研究者参与策划和写作的。在知识流通和传播一方,则出现了极端不同的情形。其中,国家对于作为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流通者中介的出版业始终没有放松控制,反而加强了管治。但与此同时,国家却相对放开了对于纯粹的图书流通业的部分控制。确切地说,国家开始允许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国营的新华书店系统在全国的销售网络并无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1万2千万网点的数量级上。相反,个体书摊和民营书店在各地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民营书店在全国各地即有800多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原先那种对于知识传播的垄断性控制的制度安排正在逐步走向消解。

  确切地说,对于图书出版行业,国家并未试图进行大的改革,以至于这个行业可以算作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 但就在这个未曾设定改革的领域,由于部分改革所带来的效果及其压力,又由于民营书店的兴起,却造成了实际治理状况的变动。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以图书流通为核心的知识治理制度的变迁是伴随着个体经营和民营化的出现和发展而日益明朗化的。从1979年开始允许个体户出现以来直至今天,中国的个体经营和民营化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而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以图书报刊流通业的变迁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过程变化相应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2年,属于个体户的重建和恢复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第一批个体户的出现,也相应出现了以经营报刊图书为主的个体小商贩即零散活动在街头巷尾的小型个体书摊。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集中统一经营和计划安排下的新华书店系统布点不完善,销售形式过于死板,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图书流通的需求。可以说,原有计划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由其缺陷所导致的一系列弊端为个体书摊的产生准备了客观基础。同时,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准,在不挠乱国家经济计划总体安排的条件下承认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以所谓“拾遗补缺”的方式存在则是国家在宏观意义上允许包括个体书摊在内的个体户有所发展的基本政策考虑。

  第二阶段开始于 1982年年底。这年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修订宪法,明确将个体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确立了其相应的法律地位之时,因而此后在1983年出现了个体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向上的持续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体书摊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个体书摊的分布密度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但较之于其他经营项目的个体户而言,个体书摊经营规模的发展仍属迟缓之列,主要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市场条件如一级和二级图书批发市场的形成、有经验的图书流通经营者的成长和大量资金的注入等等尚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68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