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又见粮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6 次 更新时间:2010-10-21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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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

事不过三见粮改

浙江粮改,屈指算来已经是第三回了。说来有缘,1985年该省第一回粮改,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在杜润生帐下作农村调查,有机会非正式地参加一个农村方面的工作会议。看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先生,在大会上独独一个人站立起来,主动请缨率先开放浙江粮食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祖籍之地浙江,实在是不简单。在杜老那里见习过的人都知道,浙江的农政之风,历来一个“抓”字了得——那里的干部精明能干,什么事情都靠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抓到底。像粮食这样的“高压电”,浙江要带头引进“看不见的手”,是不是不简单?

第二回粮改,我在国外念书,没有赶上。从记者提供的背景资料来看,1992年浙江省提出粮改方案,基本方针“三放开”(生产放开、价格放开、市场放开)掷地有声,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料9年之后,今年春天我在浙江大学开课,还是听说国家又一次批准浙江带头开放粮市。在浙大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熟知内情的顾益康先生细说本次浙江粮改的由来,大家高兴地笑了一回。

屡关屡开乱预期

但是,等到遵嘱为《财经》关于浙江第三轮粮改的系统报道写篇评论文字时,我却半点笑意也没有了。在简要地交代了本文题目的来历之后,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

让我说一说理由。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我们知道,人和机构的行为,受“预期”的影响颇大。本来粮食的生产和购买,要受到天气、技术、收入、消费潮流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游戏规则——就是制度——是帮助人们对付不确定性的。市场制度是一种规则——给定质量,用价格调节粮食供求。政府关闭市场,靠行政命令调节粮食生产、购销和消费,是另外一套规则。

未来究竟按照哪一套规则来“玩”,农民不能不关心,私人粮商不能不关心,政府粮食部门也不能不关心。大家不得不关心的原因,是未来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各方就要决定使用怎样的策略来求利避害。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先看政府的粮商吧。路人皆知,这类亦“官”亦“商”的机构,是转型经济里的一大弊端。这倒不是说,粮食部门里的人“良心大大地坏”;而是说,在掌控强制市场权力的同时又要做生意图利,任谁去了,行为也是一样的歪。1995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靠这样的官商做稳定粮食市场的“政策工具”,无异于与虎谋皮。前年《财经》引用国家审计部门的权威资料,披露国家粮食系统糟蹋、浪费财政资金达数千亿元之巨,不幸而验证了上述推测。

如果政府摆明开放粮市不动摇,你想这些官家粮商会怎么样?他们也许临终大捞一把,但是因为预期市场游戏规则终究不可避免,“不改革就下课”,出于图利本能,还能够不改革?但是在开开关关的约束下,官家粮商就有了抵抗改革的“诱因”:反正只要粮食市场形势一紧,你政府还得靠我!如此预期之下,改革可就“长期化”了。要不为什么转眼16年时间过去,官营粮食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刚刚才开始?

转谈民间粮商。在市场间隔式、不定期开关的约束下,民间粮商不是一个都不来参加市场游戏。但是,可观察的现象是:小的来,大的不来;不守规矩的敢来,守规矩的不敢来;要“玩”下去,也只好不守规矩。道理何在?粮食生意要连接农民和城镇消费者,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市场开放的时候,人家投下了本钱;政府突然关闭市场,私人粮商用的又不是满不在乎的国有资本,那还不急得要跳楼!所以,市场开开关关之下,最佳选择就是“市场经济游击战”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时开时关的粮食市场上,“毒米”之类令政府尴尬又头痛的事件如此层出不穷。是商人“利欲熏心”吗?中国人两千年来在自由市场上怎么从来没有买到毒米,而那些改革以来保持持续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为什么诸如此类的丑事,相比之下也少之又少呢?

承诺永不关市

所以,我们绝不要闻见“改革”就欢呼。积粮改16年之经验,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改?为什么粮食市场要时关时开?也是这样的着眼点,令我们对浙江本次改革的一条新经验感兴趣。这条新经验是,不但国有粮食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政企分开,而且干脆向市场出售国有粮食公司的所有权。城市的小粮店,拍卖掉算了(杭州已经成功拍卖了44家,今年将拍卖剩下的108家);大一点的粮食仓储公司、贸易公司呢?那就股份制加兼并、破产、租赁。记者报道:“到今年9月,浙江全省85%的粮企已经改制。在浙江全省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上,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就是说,计划命令体制日后要卷土重来,“微观基础”已经没有了。

不过,仅仅全盘改制国有粮食企业还是不够,因为历来市场的关关闭闭,是政府所为。如果他日粮食市场“此情危急”的时候,政府要再建国有垄断粮商“队伍”,你说一定搞不成?我相信,还是搞得成。可以在今日拍卖国有粮食公司的政府,为什么他日就建不成国有粮食公司呢?

是的,政府如果他日一定要“计划体制君再来”,我们现在讲什么、写什么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政府已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痛定思痛,有意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方向,那么现在做点什么,可以防止并不是政府要走回头路,而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特定的市场形势下“迫使”政府重回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老路上去呢?

在这个严格的限定下,我以为要在浙江粮改的基础上再加上简单的一招。这就是,在可以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宪法是也)里加上一条:政府永远不得关闭市场,永远不得禁止民间粮食交易。我以为,只要加上这一条,政府再建国有粮食公司也罢,对粮食供求施加“宏观调节”(这也许是难免的)也罢,都将无伤大雅。

真诚地希望,再也不要又见粮改。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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