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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陈独秀旧事

更新时间:2010-10-11 20:13:01
作者: 孙郁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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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2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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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十月》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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