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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庆华:现代国家建设及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0-09-24 20:43:51
作者: 汪庆华  

  

  「摘要」论文拟从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并试图揭示出我国的政治发展路径。论文认为,现代国家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发起并引导的,目的是通过在国家的性质、职能、能力、干预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有利于市场的引入、扩张和运行,并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论文从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来考察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认为,中国国家已转型为一个吸收了当前发达国家先进治理手段的现代行政国家和监管国家。这个基本成功的国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持久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家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使党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增长还为党的领导提供坚实的合法性来源。

  「关键词」中国国家;现代国家建设;治理方式;市场转型

  

  一、前言

  

  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政治发展的得与失,以及政治转型的前景等问题一直是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点。从1990年代初开始,海外先后出现过“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以及“北京共识”等不同流派。具体到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我们可以根据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及对未来政治走向的预期将之分为三类:悲观主义的(Bakken,2004;Friedman ,2006;Goldstone ,1995;Pei,2003,2006;Waldron,1998)、乐观主义的(Naughton Yang ,2004;Yang ,2003,2004;Li ,2007)、和介于二者之间的(Brzezinski,1998;Dickson,2003;Nathan ,2003;Shambaugh,2008:39、174-181)等。

  概括地讲,悲观主义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处于一个持续衰败和恶化的状态,国家能力在持续衰退,治理危机和潜在的大规模社会不安定在持续积累,党和国家对社会逐渐失去控制。而这些问题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虽然都存在,但其范围和程度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且由于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自我改革和主动调整,中国的政治演进总的看是在朝积极方向前进的。第三个流派主张在对中国30年来的政治发展作判断时,不宜过于匆忙或过于片面,既要看到中国政治体系的主动积极调整、治理能力的改善或提高,也要看到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不过,虽然海外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不同类别,但他们有下面一个基本共识:尽管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基本成功的(如Naughton,2000:49),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实质性进展不太多(如Oksenberg ,2001:25)。

  本文拟从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动力机制,评判我国政治发展的得与失,分析我国政治转型的前景,并对海外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必须指出的是,鉴于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任何一个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变革的学术努力和分析视角都是存在局限性的(参见Baum Shevchenko ,1999:333-334),作者这里的尝试当然也不例外。本文试图做出的贡献包括:1.在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国国家建设或转型方面)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之介绍给国内学术界;2.本文首次提出,在考察中国的国家转型时,可以从国家的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来进行。目前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国家结构方面的转型已有较为成熟的讨论。还有很多零散的关于中国国家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的变化、及由此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如公民、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民间团体等)间互动问题的研究,本文尝试以“国家的治理方式”(modes of governance )这个分析工具来对之进行梳理;3.延伸对中国国家建设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介入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辩论,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改革初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启动

  

  改革初期中国国家的特点包括:1.以高度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和群众运动等为主要的行政原则和治理方式。借用著名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术语就是改革前的中国国家是“以计划为意识形态”的(a “plan ideological”state ),即“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国家制定计划、官僚对目标的设定等都不是针对一个发展目标的合理方式;它们本身就是根本价值,不会因其无效率或无效果的证据而受到质疑”(Johnson ,1982:18);2.以受过很少现代教育并缺乏行政技能、但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者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主干;3.以对党的忠诚度、阶级背景、关系、派系政治、资历和经验等为标准来选拔和奖惩官僚(Harding ,1981,1987;Lee,1991)。

  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分别在1980年8月和1982年1月发表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在第一个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应该适当从政府的工作领域退出,让政府承担具体执行政策和促进经济建设的职能。第二个讲话则强调政府机构的高效率、及提高干部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能力的革命性意义。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赋予政府在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更重要的角色,并且相应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的适度分离及我国必须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方向。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渐次展开。

  本文认为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的:现代行政国家的构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式的治理改革、监管式国家(regulatory state)建设、法律体系的建设和人大制度的发展,以及军队的职业化和现代化等。本文将从国家在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上的转型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本文提出的“治理方式”这个概念从英文字面上看和下列概念同义:政策手段(policy instruments)、政策工具(policy tools)或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 )(OECD,2002b )、公共行为的工具(toolsof public action)(Salamon ,2002)、治理形式(forms of governance )(Pierre,2000)等。但这些公共管理类文献的相关讨论多偏重技术层面。而本文对“治理方式”概念的处理(包括对其的分类)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展开的,与其他一些政治学者的处理手法类似(比如Burell,2001:1-10;Naughton Yang,20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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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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