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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珍宝岛事件真相

——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

更新时间:2010-09-23 14:48:39
作者: 李丹慧 (进入专栏)  

  

  不知道大家对中苏边界问题了解不了解?我原来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兴凯湖农场,靠近珍宝岛。所以当年八月份很紧张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

  中苏边界线全长是7600公里,3300多公里是在西段,就是新疆。东段4200多公里,就是满洲里,从内蒙一直到黑龙江和吉林,内蒙的额尔古纳河是水界,接下来就是黑龙江,到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就是乌苏里江。所以东段是水界,西段是陆界,一共是7600多公里长。

  历史上中苏边界存在三条线:一条是条约线,就是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915年霍尔果斯河的划分。中俄政府一共签订了二十几个条约,签订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就叫条约线;第二条线是苏联地图线,苏图线是1945年苏联绘制的苏中边界线;第三条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线。

  这三条线并存的状况导致历史上中俄之间存在三笔领土帐:第一笔是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沙皇俄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要是《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割走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笔领土帐就是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所谓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这个争议地区是如何造成的?有几种状况,一个是中俄之间涉及到边界问题的条约,在互换文本的时候记录上有出入造成的。二是沙俄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占领。举个例子,一个是1892年沙俄政府在中国的西段边界,就是现在的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地区,强行占领了一块地,2.8万平方公里。再一个就是1929年有个中东铁路事件,中国政府想要收回中东铁路的权利,张学良和苏联打了一仗。当时苏军就调到吉林来,因为张学良的部队在哈尔滨一线驱赶苏联方面的铁路人员,所以苏军上来和张学良打了一仗,结果张学良打败了,中苏之间就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铁路的路权没有收回来,苏军撤到抚远三角洲以后就不走了,占据了黑瞎子岛。黑瞎子岛是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的地方,对苏军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扼守两江通航的咽喉,又靠近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所以苏军就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地大约有350平方公里,是由银龙岛、黑瞎子岛组成的一个大的岛屿。再有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苏军出兵东北,就把原来日本控制的一些岛屿,东段水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全部占领了。这些就是苏军占领造成的争议地区。还有一个就是1945年苏联绘制的地图,越过了条约线,把中国领土又划走了一部分。所以就是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为什么会出现。3.5万平方公里具体的情况是3.4万都在西段边界,其中2.8万在帕米尔地区,1300多平方公里是在东段的水界,就是争议岛屿和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有200多平方公里。第三笔是17.1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位于现在的外蒙古西北方,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是在20年代的时候,苏军占领了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到1944年的时候,就把图瓦共和国并入苏联的版图。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图瓦共和国。江东六十四屯就是在黑龙江东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瑷珲条约》签订时,这块地方中国居民有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有永久的管辖权,但后来沙俄政府把中国居民强行驱赶走了。这就是17.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帐。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中国政府是怎么对待这些不平等条约和争议地区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后,1919年列宁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宣称苏俄政府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来中国政府和新生的苏俄政权建交,1923年到1924年双方进行谈判,要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遗留问题。这时候中方代表提出了既然苏联政府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涉及到边界的不平等条约也应该包括在里面,应废除旧约,签订新约。当时苏俄政府代表态度十分强硬,说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指政治条约和条款,是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权等,而不包括涉及到领土及边界问题的条约。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苏俄政府宁愿绝交也不谈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强硬,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1926年双方就界务纠纷还进行了谈判,又想重新签订边界条约,也没有成功。

  我们再来看中共的态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提到苏俄政府是第一个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国家。说明中共当时认为中苏之间是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时重申了在中共七大上的说法,即苏俄政府是第一个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签立新约的国家。这就说明了新中国认为中苏之间是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到了1956年,中国当时要解决和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指示:涉及中缅之间边界问题的历史条约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所谓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就是,政权更迭了政治性的条款可以废除,但是边界条约是要继承的。所以对中缅边界谈判的指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到50年代时,中苏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其实已经没有了,第一笔领土帐显然已经销账了。

  对于争议地区,5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好,50年代的初中期是一条非常和睦的边界线。主要是中国边民越界,越界属于界务纠纷,当时中苏双方通过边防站进行交涉,很平和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是一条很和睦的边界线。当时中国地方政府对中苏边界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我们从地方政府的宣传材料上看是说,中苏之间本来是同盟关系,苏联老大哥是承担着保卫中国领土及边界的义务,本来两国之间是没有必要划界的。两国之间之所以要划界是做给西方帝国主义看的,以免给他们留下口实说中国居然连领土主权都不存在了?我们再看边民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对主权、国土、领土、边界的意识非常薄弱,特别是在中苏边界的西段新疆地区更复杂,因为有民族的血缘关系在里面。中苏西段边界3000多公里长基本上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这个状态。大约只有在200多公里有巡逻的部队,而且不是天天去巡逻,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中国边民的越界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看苏联的牧草好,就把牲口赶过去放牧;东段就是到争议的岛屿上去钓鱼、砍柴、拾鹿角、摘野果子;还有就是跑过去吓唬一下苏联边防军人,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也就是像儿戏一样。越界行为非常普遍。还有地方政府,我看档案,就是黑龙江饶河政府居然就和苏联的一个边防站就一个争议岛屿谈来谈去,最后苏联就把这个岛屿给了饶河县了。都是很随便的一个状态,就是中苏关系好,所以边界也没有什么问题。

  1958年,中国启动了解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步伐,国务院成立了边界委员会,边界省份成立了边界工作小组,主要解决中苏、中蒙、中越、中朝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说中苏关系好,沿着这个趋势良性发展下去,应该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直到1960年4月份,周恩来访尼泊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周恩来,说你们和苏联之间有边界问题,有一些边界没有划定,是不是这么回事?周恩来说,从地图上看有点小问题,非常好解决。可以看出,到1960年初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可是为什么中苏边界从界务纠纷发展到边界冲突,直到大规模的武装战斗——珍宝岛事件?不是周恩来这些人所能左右得了的,这是和中苏两党分歧和矛盾的发展是连到一起的。

  进入1960年以后,中苏两党的分歧加深,中苏两党的斗争不断加剧,边界冲突就随着两党政治斗争的起伏而起伏。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当时提出了一个文件,中国代表团看了说这个不行,这个完全就是按照赫鲁晓夫及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写的,就是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个是中国反对的,不谈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谈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在这次会议上发起了一个大的斗争,动员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提案,要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动大家签名,导致会场局面一度非常混乱。赫鲁晓夫很恼火,说本来是两党内部的分歧,怎么能突然袭击把两党的分歧捅到国际社会组织的论坛上去了?接下来六月下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一个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就组织东欧国家的很多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围攻。当时彭真率团参加,彭真算是光荣孤立,舌战群儒。赫鲁晓夫就更加生气,认为我在政治上压你,你还不服,所以接着7月16号,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这样就把中苏两党分歧引入到国家关系中间了。

  撤专家之后不久,八月中旬,中苏之间第一起边界事件就爆发了。为什么说是边界冲突而不是界务纠纷了呢?是因为在西段新疆的塔城裕民县方向叫博孜艾格尔山口的地方,中国牧民又赶着牲口到与苏联争议的地区上去放牧,结果苏联方面不是让边防站跟中国来交涉,而是出动武装军人驱赶中国牧民,中苏边界纠纷升级为边界冲突事件。8月17号,中国政府就向苏联方面提出声明,8月22号,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到苏联驻华使馆发表了一个口头声明,提出“争议地区”这个概念,说我们的牧民在争议地区放牧,为什么采取军事措施驱赶我们边民?提出抗议。

  在这之后,中苏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缓和期,大概到1961年末。出现这种缓和是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经济非常困难,中国是不能和苏联闹掰了的。所以对毛泽东而言,按照档案里说的,他采取了“大容忍”的态度,对苏方针上采取了让步政策,意识形态争论上采取了降低调子等等,所以中苏之间有个缓和。到1960年10月份,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说,涉及到领土问题,历史的旧账是不能算的,要算历史旧账的话,问题是扯不清楚的,那就天下大乱了。可是接下来,局势开始逆转。

  1961年到1962年,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扭转经济困难的状况。到1962年末,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可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存在几种倾向,一个是否定毛泽东的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这种倾向。再有就是王稼祥提出前期的对苏方针其实就是过于激进了,老是要斗争和争论,实际是不适合的。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道: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最高领导人是要负责任的。在刘来说,指的是他们这些一线领导人要负责,而在毛看来,则是说他要负责了。所有的这些议论都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再加上彭德怀又提出要“翻案”,而彭德怀的罪名,1959年是定为“里通外国”,勾结赫鲁晓夫要篡权,给他定过这种性。这些实际上是提醒了毛泽东。这样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筹备会议和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全面的扭转向左,重提阶级斗争。对苏方针与此相对应原来是以让步为主,现在又以斗争为主。毛泽东甚至说:我们不怕与苏联撕破脸,也要斗,要和他分出一个真理到底在谁的手里!到1962年11月,中国从内部就给与苏联的关系定位为敌我性质,只是说我们先不公开说,内部掌握。1962年是6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年份,在党内把中苏关系已经确定为敌我矛盾了。1962年末到1963年初,毛泽东诗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是1962年底的七律《卜算子·咏梅》:“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一个是1963年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这时候要和苏共展开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那种气势已经完全渲染出来了。

  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已经发表了九篇重头文章,就是《九评》,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这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越来越多。从1960年到1964年9月,中国统计数字是1600多起。所以中苏双方商定2月份开始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2月到8月,中苏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中国方面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第一要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要让苏联政府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第二就是并不要求收回154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是要求在条约线基础上进行谈判,解决争议地区问题。苏联方面宣布的是解决苏中边界个别地段的划线问题。所以,双方的主旨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还给谈判确定了一个底线,就是要让苏联方面承认是不平等条约问题,如果苏联方面承认了,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不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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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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